武汉七二○事件详解及原因分析

武汉“七二○”事件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为武汉“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与造反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武汉军区不满，支持造反派的极左行为，加上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压制一派，支持另一派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七二○”事件的爆发。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在武汉，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揪斗，武汉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领了《长江日报》社大楼。8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声明公--开叫嚣要“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声明要求造反派“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9日，造反派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编造说他们是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长江日报》的。《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到处冲杀。武汉军民对造反派的行为极为不满。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抓了“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搞打砸抢抓抄的一批造反派头头。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军区的做法既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又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满。从3月开始，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交代，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的刘丰等，要武汉军区空军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大军区跑。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明确提出“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有恃无恐，使武汉的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委17年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由于百万雄师代表了武汉地区广大军民的意愿，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号称已拥有120余万人。百万雄师由于不听中央文革的话，中央文革就把武汉地区武斗的责任怪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去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中央文革的电报，武汉军区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进京汇报的准备。后因毛泽东要巡视大江南北，并要在武汉横渡长江，改为两派代表不去北京，问题就地解决。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武汉。同日，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到武汉，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协助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对武汉问题，毛泽东指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3月17日被武汉军区抓起来的造反派头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月15～18日，周恩来连续4天开会，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驻军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会议。18日下午，周恩来在作总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主动作检查，给工人总部平反，尽快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军区对两派都支持，把部队同志的思想工作做好，也要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然后再逐步协商解决问题。这些话表达了中央要求武汉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促使他们联合的方针。为了消除武汉军区领导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就对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www.xing528.com)

7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人谈话时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但是，谢富治、王力等根本就没有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精神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背地里四处活动，继续支一派、压制另一派，两派之间的矛盾加剧。18日晚，周恩来回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马上驱车到“工总”派的据点，公开接受和佩带造反派的袖章，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鼓动造反派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录音和王力的“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工总”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谢富治、王力的所作所为，引起“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极大愤怒。一场反击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7月20日晨，一部分军民冲进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该处），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和批判。数以10万计的军民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飞返武汉，采取措施把王力解脱出来。毛泽东也于21日凌晨转往上海。22日，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立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蔑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22日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听取谢富治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七二○”事件的处理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23日，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事件。

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开了百万人大会，林彪在离开会还有2小时I临时决定参加大会。他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下午4时许，林彪上了天安门。他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林彪还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头头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等人的指示。清华造反派还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以迎接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的到来。

7月26日，扩大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在会上，陈再道等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会议一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o”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接着，吴法宪发言。他不仅攻击陈再道，而且攻击徐向前，说什么“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听后忿然离场。根据中央文革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o”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形成一场大规模舆论围剿。北京的7月25日百万人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8月6日，这部纪录片用专机送到武汉首映。

“七二○”事件后，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迫害。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赴农场劳动。据中共湖北省委在10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这一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其中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徐向前、徐海东等也被诬为“黑后台”，被抄家，后果极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