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炮打中央文革事件与联动事件

北京的“炮打中央文革事件”与“联动事件”

“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日益高涨，许多青年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整个运动中。然而到1966年下半年，面对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权力的急剧上升和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一些红卫兵产生了许多迷惘和不满。他们所到之处，许多老干部、老领导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省委、市委的领导班子几乎都瘫痪了，造反派的“炮轰”正逐步升级，他们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有恃无恐地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军事机关。而他们敢于这样做是因为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大中学校的师生和红卫兵组织先后贴出了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字报、标语等。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张贴了《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的大字报，对林彪一次谈话中的两个观点，即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了驳斥，揭开了炮打中央文革和反对林彪的序幕。

1966年11月下旬，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联合lO多个院校的红卫兵组成“批判戚本禹联络站”，准备彻底批判戚本禹的一些讲话。矿业学院红卫兵“红色游击队”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戚本禹11月12日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并表示“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

11月底，北航的“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连续4次贴出从“一问”到“四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指责他们的做法造成了学生之间的矛盾。大字报说：“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1日，北京林学院一学生在辩论会上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还贴出了“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并直接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时，北京林学院还相继贴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等大标语和大字报。此外，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也出现了由北京林学院写的“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12月4日，清华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等大字报和大标语。此外，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捍卫团”还在红星影院集合，批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同时期，北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中学等海淀区10多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商议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的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12月5日，“联动”正式成立，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严正指出：“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威胁着我们!”“联动”声称要积极行动起来，“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天，“联动”成员，军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表示坚决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www.xing528.com)

12月6日，牛皖平等“联动”成员10余人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一个组织所在地，想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对方数十人围攻，“联动”势单力薄，未及开口便冲出重围，主动撤了出来。

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的同学20余人前往这个组织所在地，对方竟用电话凋来上千人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最后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联动”成员才得以脱身。

12月26日，“联动”的第一次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的成绩和缺点发言。会上，红卫兵提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会后，“联动”成员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要“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上述讲话、大字报和大标语等把斗争的矛头共同指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因而遭到他们的强力镇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击，另一方面则操纵公安机关实行镇压。

12月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使蒯大富率领“三司”红卫兵举行了所谓的“一二·四大反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贴满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大幅标语。同时，他们还开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狂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等口号。12月1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接见“三司”、北航“红旗”等代表时，康生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更进一步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12月1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高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1967年1月17日，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示下，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写大字报、大标语批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林彪的人，甚至为被捕者鸣不平的人也遭逮捕。一批青年人和高干子弟被公安干警以“联动骨干分子”为名拘捕。被捕者多达139人。“联动”成员采取游击战术，以对付中央文革小组的搜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9年1月13日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制定的。《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凡是“攻击诬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都是“反动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这样许多对林彪、江青等人有所不满和批判的人，往往被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遭到强烈的镇压和迫害。由于不少高干子弟被捕，此事被周恩来察觉，报告了毛泽东。1967年4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被关押的100多名“联动”成员获得释放，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获释的“联动”成员，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联动”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种群众组织不再存在了，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