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全国大串连
红卫兵全国大串连的设想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1966年6 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是基于他要“天下大乱”的想法。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就是全国大串连。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通知》认为革命师生串连的目的：
“把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知》明确了来京串连的任务：
“（1）参观学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3）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
《通知》规定了参加串连的人员：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
《通知》规定了串连的经费问题：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及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通知》规定串连的组织方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选派几个干部先行到京，负责联络工作。”《通知》还对师生的饮食、行李、旅途安全、医护的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通知》是史无前例的。中央制定这个通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想通过有秩序地组织师生学习北京各校的经验，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环境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云集北京，乘车、食宿皆免费，一时间造成了北京的拥挤不堪，造成了社会的混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红卫兵来到北京后，整个北京都忙碌起来了。同时，北京的学生也趁机散向全国各地。这样就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的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连。截至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受特殊的优待。他们免费进人公园等游乐园，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工具。后来，红卫兵串连漫延到各个大城市。红卫兵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导致客流量锐增，各交通线吃紧。他们一上轮船，轮船上的船舱就变成了统舱，床铺变成了统铺，人员严重超载，致使船只无法启航。铁路运输更是不堪重负。火车车厢内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车厢厕所里也不得不挤进六七个人。(www.xing528.com)
红卫兵串连行动，规模浩大。10万人挤到井冈山，10万人挤到大寨，还不知有多少万人挤到韶山。时近严冬，天冷路塞粮缺。一些地方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告急。军队动员了一部分部队日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井冈山、大寨空投大饼、衣服和毯子。
就在“革命师生”衣食住行处于极其艰难境地的时候，中央文革为他们加油、鼓劲。
1966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革命师生的心串连在一起》。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说：“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行动大大推广。”他提出：“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的创举。”
在全国大串连期间，全国交通极为拥挤，交通部门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大中城市社会秩序紊乱，直接影响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这是全国大动乱的前奏。
后来，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向红卫兵号召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进行徒步串连。
8月中旬天津大学等校的师生开始了徒步“长征”的先例。他们觉得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受到了“压抑”，决定徒步到北京取“文化革命”的“经”。
一路上，他们肩并肩，手挽手，无论急风骤雨，还是寒雨秋风，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有的人脚上打起了血泡，没当成一回事，凭着朗读毛泽东语录获得的力量，克服困难，一往无前。
中央文革小组闻知此事，“十分感动”，派火车到杨村车站迎接他们。
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高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红旗，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旅程，一路上风餐露宿，吃的是粗茶淡饭，历时一个多月，行程2000余里，终于实现了长久的愿望——到达“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为了鼓励红卫兵的徒步串连，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认为徒步串连“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大锻炼，大提高”，“不打算吃苦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谁想要‘舒舒服服地干革命’，谁就可能‘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
由于外出串连造成北京的红卫兵外流，致使中央文革小组设计的以批“走资派”为目的的计划破产。因此，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动员各处串连的红卫兵返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为此，11月10日在北京体育馆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布通知，暂停一切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的串连。
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动员红卫兵返校。
到1966年底，大部分串连红卫兵基本返回原校，但仍有少数串连的学生觉得还远远没有逛够，便想方设法用互换车票的办法，继续尽情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对北京“红卫兵三司”驻外联络站的代表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络站要一律撤回。这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所鼓吹的串连所起的作用已经完成了。直到1968年，有少数红卫兵仍在全国各地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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