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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与全国蔓延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6月2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及100余人签名的大字报。最令红卫兵小将激动的是,毛泽东支持他们。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各地红卫兵模仿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发起“更名”运动。接着,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象急性瘟疫一样,很快向全国蔓延。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

红卫兵运动: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与全国蔓延

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高中生在圆明园遗址集会,决定提倡毛泽东在延安时所说的“造反有理”

的口号,并决定像苏联“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集会中,

有人提议今后署名的大字报都用红卫兵的名称,大家都赞同这个提议。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及100余人签名的大字报。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成立了“红卫兵”、“东风”、“红旗”等学生组织。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在大字报中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当时,对于发展这样的组织是否适当,在学校社会上都有争议,因而没有得到发展。为了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托江青把他们写的“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给毛泽东。

最令红卫兵小将激动的是,毛泽东支持他们。1966年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毛泽东在信中说: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相同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此后,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迅速发展起来。

红卫兵小将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他们感到无比自豪。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向全国红卫兵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在《呼吁书》中他们决心“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上,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鼓吹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他的讲话稿。大会后,通过新闻报导,红卫兵组织大放异彩,迅速蔓延到全国,同时,红卫兵从校园“杀向社会”,“走向街头”。

截止到11月26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100多万人。至此,红卫兵成为一种狂热的力量,极端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就这样发动起来,步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了响应林彪讲话中“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红卫兵运动的内容最初主要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首先表现在更名上。红卫兵认为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名字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象征,为此,他们首先发起了“更名运动”。北京的红卫兵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各地红卫兵模仿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发起“更名”运动。在上海,红卫兵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大字报,建议将其改为“永红”、“永斗”、“红卫”等。他们还在街上销毁各种所谓“封、资、修”的东西,强行剪人家的“奇异发型”和“奇装异服”。

红卫兵小将怀着对一切旧东西的刻骨仇恨,摧毁在他们看来是属于“旧世界”的一切真正腐朽落后的东西,甚至对一切“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当时,中央文革控制的报纸、广播作了大量报道,加以充分肯定,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接着,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象急性瘟疫一样,很快向全国蔓延。代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许多名胜古迹被毁坏。红卫兵在全国的破四旧中,手段更加野蛮。他们冲击寺庙,捣毁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大量的文化遗产被破坏。

1966年11月10日,谭厚兰率领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战斗兵团200多人,在戚本禹的授意下,串连到山东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他们刨平了孔坟,捣毁了孔子的墓碑,将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曝光。(www.xing528.com)

据统计,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200多座古建筑、700多座佛像、120多块古碑被毁。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8、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其它如陕西唐陵等名胜古迹,几乎都遭浩劫。只是因为周恩来紧急命令关闭故宫,才使这个世界文物宝库幸免于难。

红卫兵也没有放过宗教界。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直接支持下,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取缔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并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

红卫兵还大搞抄家运动。红卫兵抄居住在南京的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达24次之多。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是原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对这个“一·二八”上海抗战中的抗日英雄,红卫兵也没有放过,三番五次抄他的家。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抄他家的粗暴行为。在上海,北京的红卫兵后来居上,绕过上海的红卫兵,抄著名作家巴金的家。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抄走黄金达10.3l万两,现金5545.99万元,白银34.52万两,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8、9月抄家33695户。苏州被抄财物的共有64056户,其中有图书、字画、文物达17万件以上。上海从8月 23日至9月8日被抄家84222户,其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

全国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一项重要活动。串连的红卫兵在各地“点火”,冲击机关,揪斗干部,把混乱推向了全国。

红卫兵的另一项战斗任务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成了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打倒一切的工具。红卫兵首先要“革知识界的命”,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普遍地受到红卫兵的攻击。

北京一批著名的文化界人士被集中到国子监,围着焚烧文物的火堆下跪,遭到轮番殴打。著名作家老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跳进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终年67岁。8月24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含冤离开了人间。9月3日,我国著名的翻泽家傅雷夫妇自缢而死。还有如马连良、严凤英、舒绣文等或被迫害致死,或含冤自尽。

红卫兵要“革走资派的命”,要打倒走资派和保皇派。1966年12月25日,北京街头出现了全国第一张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标语。这个标语是在张春桥的密谋下,由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一些红卫兵贴出来的。随后,对刘少奇的迫害日益升级,直至把刘少奇致于死地。林彪、江青、陈伯达、戚本禹一伙为致彭德怀于死地,想出一条毒计:借红卫兵这口“刀”来整死彭德怀。1966年12月22日,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组织)头目王大宾为首的一伙人,在“巾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下,在四川把彭德怀抓起来,关押在成都地质学院一个空旷的大教室里,后来又将他押到四川省地质局。随后,彭德怀被押到北京。

红卫兵又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批斗了刘少奇、罗瑞卿、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或老干部。一些红卫兵组织在无意中成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帮凶。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红卫兵差不多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他们所受的教育,无论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都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左’的东西。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但又缺乏社会经验。因此,红卫兵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充当了造反小闯将的角色。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别有用心之外,绝大部分红卫兵怀着狂热的政治热情,出于对党的信赖,卷入了政治运动,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他们“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如许多老干部、老革命家被打倒,省、市委各级机构的瘫痪,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惘然苦闷。有些红卫兵开始怀疑林彪、江青等人所作所为。例如,在北京出现了反对中央文革、在上海反对张春桥的事件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各省市向学校派出了工宣队之后,红卫兵运动已基本结束。

1968年底以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红卫兵组织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1978年8月,红卫兵组织的名称被正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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