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决定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还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由他们“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
当时,广大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效法北大聂元梓等的做法,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使运动在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开展起来。中共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不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有的学校停课,发生了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时,毛泽东不在北京。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依照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通常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其他许多省、市也起而仿效,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乘专机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领导运动。毛泽东表示暂时不准备返京,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事宜,只顺便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了解清楚了再派。”然而,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这样,从6月5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问里,北京的绝大多数院校进驻了工作组,工作组组员近万人。同期,全国各大城市均向所辖院校派驻了工作组。其中,上海向29所大学、160多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控制混乱局面,6月8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几条指示,规定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
采取派工作组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消除已出现的混乱现象。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到底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不仅工作组就连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也不清楚,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很快同那些要造党委反的群众发生矛盾,群众中出现了保工作组和赶工作组的两派势力斗争,尤其是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乘工作组集中集中开会之时,设立“斗鬼台”;批斗党团干部、教师等40多人,出现了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殴打、侮辱妇女的乱批乱斗现象。对此,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向全校作了广播讲话,强调“六一八事件”是“阶级敌人的报复”,要求以后批斗人要经过工作组等等。6月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批乱斗事件的简报,即《北大文革简报》批向全国,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指示“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各地各单位贯彻中央“八条指示”和批发的北大简报后,开始克服混乱局面。23日,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会议指出“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提出要“反干扰”,“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一部分院校打击了一些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的人,有些被定为“反党干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右派学生”等。但是,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少数造反派的极端不满。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和推动下,不少学校出现了轰赶工作组的事件。(www.xing528.com)
围绕着工作组问题的分裂影响到中央领导层。就在中共中央向学校派驻工作组之际,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暗中打听到毛泽东不同意立即派工作组,即提出了异议。6月20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建议,“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只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7月13日、19日、22日,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又3次提出撤出北京大学工作组的问题。这些意见,被参加中央会议的多数人所拒绝。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考察回到北京,当天即听取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毛泽东在会场见到刘少奇等人时即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会上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做法,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其间,毛泽东还十分动情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7月24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时又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要把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体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29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上述《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并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也讲出了心里话:“我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样,从6月3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作出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安排,到7月下旬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断然决定撤销已驻进学校的工作组,出现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工作组仓促进驻学校和匆匆撤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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