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翦伯赞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的史学观点。
翦伯赞,中国现代史学家,当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1年以来,翦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等正确观点。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以论带史”和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他认为,这些年“史学革命”的后果“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这是几年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总的来看,翦伯赞的意见是中肯的,但戚本禹却无中生有地认为,这是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抱有反感,是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是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从而,戚本禹蛮横地说翦伯赞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
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3月25日《人民日报》亦予转载。文章把翦伯赞关于“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肯定修长城、治黄河、开运河的历史作用,“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作出一定让步”的观点,说成是错误的,并给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其他报刊也指名对翦伯赞进行批判。(www.xing528.com)
戚本禹等人使用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歪曲捏造和恶毒中伤等卑.劣手法,给翦伯赞强加了6条罪状:(1)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2)“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3)“美化歌颂帝王将相”。(4)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5)主张“史料即史学”,反对“以论带史”。(6)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反对“古为今用”(即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
1966年6月1日和3日,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给翦伯赞强加了“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蒋介石的走卒”等罪名,从此他长期遭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迫害,直到1968年12月18日和夫人戴淑婉一同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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