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事件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大事详解(近代卷)

小站事件

1964年5月，为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五月会议提出的夺权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准备夺权。小站事件就是在此前后发生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夺权事件。

小站即天津南郊小站地区。该区1964年1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伯达带人进点参加运动。在陈伯达一手捏造下，把三个村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认为天津小站的“反革命集团”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进而在小站地区进行了夺权斗争。有250多人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把上面的根子追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身上，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指示》指出，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人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还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遭到了失败。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www.xing528.com)

《指示》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

《指示》最后指出：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

1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干部躺倒不干，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或地富坏分子所掌握，在查明属实后，经工作团党委批准，都可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属贫协。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的通知，扩大了工作团的权限，让所在县的“县委县人委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公社由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夺权”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左”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解决干部问题，把群众和干部对立起来，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现象，伤害了许多干部，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出现了不少错案，造成了不良后果。

1983年，天津市对天津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三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复查，确认是“陈伯达一手捏造”，上报中央。7月8日中央批复“同意市委意见”，对此案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