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及详解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1．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这个设想贯彻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兼顾国防的需要，以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设想是：1970年，粮食4300亿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至4200万担；棉纱780万至850万件；钢1600万至1800万吨；煤炭2．85亿至2．95亿吨；发电量1000亿至1080亿度；原油1650万至1800万吨；化肥1100万至12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到9．5%。其中农业总产值690亿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亿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970年财政收人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

会前，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要加强内地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想法，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备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修改。

2．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要搞四到五年的社教运动，不要急急忙忙，并提出了搞好农村社教的标准。刘少奇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干部中的“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有根子，而且危险在于上层。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没有搞彻底，甚至打了败仗，《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意见，束缚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份等内容。(www.xing528.com)

3．会议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了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4．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同时并存）和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意见。

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影响很大。会议提出夺权问题后，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有了更大发展。9月，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一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从而导致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干部，造成了许多错案。

会议提出的加快内地“三线”建设的方针，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必要的。中央也曾提出，建设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同时又未能兼顾沿海地区需要，结果在生产建设中遗留下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