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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及详解

时间:2023-11-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五月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

1964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及详解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分别就上述问题讲了话。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有:

1.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向前发展。这个设想贯彻了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兼顾国防的需要,以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设想是:1970年,粮食4300亿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至4200万担;棉纱780万至850万件;钢1600万至1800万吨;煤炭2.85亿至2.95亿吨;发电量1000亿至1080亿度;原油1650万至1800万吨;化肥1100万至1200万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440亿至2610亿元,每年平均增长8.1%到9.5%。其中农业总产值690亿至74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1750亿至187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1970年财政收人66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2%。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1000亿元左右。

会前,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不能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要加强内地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些想法,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备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修改。

2.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要搞四到五年的社教运动,不要急急忙忙,并提出了搞好农村社教的标准。刘少奇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我国干部中的“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有根子,而且危险在于上层。会议认为,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没有搞彻底,甚至打了败仗,《后十条》草案只反映了基层干部意见,束缚群众和工作队的手脚,要加以改正。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要划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对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做了新的安排,增加了阶级斗争和清查阶级成份等内容。(www.xing528.com)

3.会议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出于“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规定了五项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项条件,在后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又有新的表述。

4.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同时并存)和两种劳动制度(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的意见。

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影响很大。会议提出夺权问题后,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四清”运动的“左”的错误有了更大发展。9月,中央正式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一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四清工作队领导,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从而导致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伤害了许多干部,造成了许多错案。

会议提出的加快内地“三线”建设的方针,对于改善我国生产力地区布局,应付当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险,是必要的。中央也曾提出,建设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同时又未能兼顾沿海地区需要,结果在生产建设中遗留下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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