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文艺界与整风：中国历史大事解析

毛泽东批评文艺界和文艺界整风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精神布置反修防修工作，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检查文艺方面的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党组在报告中，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逐渐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提出“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963年4月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这次会议成为文艺界反修斗争的总动员。江青等人组织撰写的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于5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等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对过火的批判运动全力支持，对文艺界首先是戏剧界作了多次的批评，并把它和反修联系起来。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反修正主义，也是给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部门应该抓一下。“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都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所编的12月9。日《文艺情况汇报》所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它过分地夸大了文化战线问题的严重性，从而给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运动提供了主要依据。

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上述指示，研究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问题。会议虽然肯定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成绩，但错误地批判了《李慧娘》、《谢瑶环》等剧作，并将它说成是影射和攻击党的。不久，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庆祝春节举办了迎春晚会。会上有一些表演低级、庸俗的节目，有人对此提出正当的批评。这个具体问题却被夸大，无限上纲。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部书记和支部书记50余人连续开了3次会，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还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件事和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此，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和检查工作。

5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在整风告一段落后为总结整风运动情况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它认为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没有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各协会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文艺理论批判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文艺队伍的进步一面看得多，落后的一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个草稿尚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但却被江青要去看后，直接送给毛泽东审阅。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指示更加夸大了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当这个批示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后便形成了更加紧张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7月，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再次进行整风，对文化部的五位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与斗争，文化部党组被彻底改组，各协会负责人被撤换。(www.xing528.com)

康生在《李慧娘》上演后曾赞扬该剧，并且宴请了剧本作者和主要演员表示祝贺。但在全国批“鬼戏”的浪潮中，竟说《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并号召进行批判。他既批判孟超，又批判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1964 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教材公布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此后，在全国报刊上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许多优秀的作品，均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加以批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和创作中新出现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倾向，提出文艺题材和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描写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创作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后来这些观点在1964年被简单地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论”，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被当作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大加批判。邵荃麟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言人，横加批判。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文艺界情况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过火批评使这种反修斗争日益尖锐。加上康生、江青等阴谋分子的从中活动更使得问题复杂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许多优秀作品被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许多的优秀剧作家或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被戴上“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等政治帽子，受到打击。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也发展了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学术问题的恶劣先例，进而波及其他学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