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共公开信：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反应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年中苏两党关系已经逐渐恶化，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根据已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从7月6日至7月20日共举行9次会议，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寻求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但是，苏共方面并无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的诚意，还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就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长达35000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对中共中央6 月14日的25条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并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后，苏联所有宣传工具都投人反华大合唱。仅从1963年7月15日至lO月的3个多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了具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11000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共党内和国内所谓“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此，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共发表的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些文章，一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驳斥苏共领导对中共的攻击，另方面，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文章指出，苏共领导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以上的特权，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不接受他们的错误路线和纲领，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苏共领导还假借所谓“国际分工名义”，反对兄弟党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文章指出，苏联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他们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经济的以至军事压力。他们破坏中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逃往苏联。苏共领导还勾结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2／3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1962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而苏联和美国签订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乃是美苏合谋垄断核武器，力图剥夺社会主义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的一种阴谋。(www.xing528.com)

文章还进一步指出苏共领导人惯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事实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中国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要贵得多，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大部分是中国由于抗美援朝所需而从苏联购进的军事物资，这也不是无偿的援助。同时还指出，苏共领导人乘人之危，采取突然撤退苏联专家，废除科学技术项目，逼债等办法，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

在中共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许多观点是符合或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如：帝国主义与战争根源问题、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反对核迷信和核讹诈、和平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等等。但文章中也有不少观点带有“左”的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如：关于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南斯拉夫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国际共运形势等问题的观点。

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对当时以及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格局及世界政治形势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为了维护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这场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使许多党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通过论战也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场论战也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不良影响。历史证明，双方当时的立场观点都存在严重的错误。中共为了批判苏共的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但在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对当时苏联、南斯拉夫国内状况做不正确的判断，对他们的某些改革措施未能正确理解，反而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批判。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以致把国际反修斗争搬到党内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反修防修斗争，从而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给后来中国国内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的领导人在中苏两党分歧问题上坚持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于1965年3月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筹备会议，在苏共要求出席的26个党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只有19个党出席了会议，最后形成了公报。这次会议是一个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会议。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