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大事详解：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58年）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违背实际的歪风盛行，再加上1958年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停止经济援助并催还债务的背信弃义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我国面临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由于底数不清，对困难估计不足，经过1年的工作后，收效并不显著。为此，1962年上半年又做了许多工作，在七千人大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上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七千人大会后，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对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状况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不一。很多人还有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存在，认为困难会很快过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调整时期要相当长，要成为一个阶段。调整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恢复，各方面都要大幅度调整，都要退够退足。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调整很快地过去。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上述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为扭转农村的被动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区的一些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1961年底，安徽全省有85%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都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当时，在极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生产责任制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生产，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对此都表示支持。尤其是邓子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次向中央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克服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第三，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注意了政治方面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甄别平反曾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的工作。前者属于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后者属于党内政治关系的调整。

在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方面，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充分肯定了建国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巨大进步，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团结一致，搞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除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外，党还注意调整与改进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和落实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并且收到明显效果。

在甄别、平反党员、干部方面，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专门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几年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加紧进行甄别、平反工作。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办法，对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此后，平反工作进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内，对这几年来在“反右倾”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对于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6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很复杂。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挑起了中苏论战。1962年4月，苏联还插手我国内部事务，公然挑动、诱骗我国新疆地区的塔城、裕民和霍城3县居民数万人逃往苏联；印度在我国边境地区也多次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在大陆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幸灾乐祸，积极叫嚣和具体部署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大陆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经济犯罪分子等。虽然国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阶级斗争还构不成主要矛盾，但国际国内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并研究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却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新题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这种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为会议定下了“左”的基调，使会议用许多时间和精力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同时，他把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刮“单干风”；把对经济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主张将困难讲够，勇于面对困难的同志，说成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把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写的申诉书，说成是搞翻案活动；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是刮“翻案风”。(www.xing528.com)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于8月26日至9月23日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都贯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其他工作人员33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多次插话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并且提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主要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五个方面的表现，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刘少奇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从经济上讲，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形势，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他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计困难，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估计不够就危险。从这个估计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进行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措施。实践证明，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当形势开始好转之后，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对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认为1960年以来对形势的估计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右倾。

所谓“单干风”，是指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刮“单干风”。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对立起来，由邓子恢负责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于1962年11月撤销。邓子恢被认为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所谓“翻案风”，是对七千人大会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书（即“八万言书”），实事求是地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要求组织审查作出相应的结论，这是正当的，也是完全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但毛泽东却错误地把它当成翻案风加以批评。二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指控李建彤写的《刘志丹》长篇小说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由此株连到看过小说初稿和提供过材料的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人，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三是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抓紧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单位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有的留有尾巴。因此，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省委和中央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也被斥之为“翻案风”。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也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作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的政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规定商业工作要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贯彻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会上还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提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局部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现象，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当前的工作。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