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加速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外有一股严重的不敢讲真话之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规定这次会议准许议论纷纷,提出在党内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他还指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县以下反右倾,把讲老实话的人、好人也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就犯了错误,现在要平反。他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据此,会议决定要开展甄别平反工作。会议在文件中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之间,不许再进行反对右倾或‘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带政治帽子。”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清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将“三不主义”作为党内生活的一个方针。在学习过程中,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互相帮助,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虚心倾听,探讨研究的态度,即使有的意见是不对的,也应该采取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讨论,不得采取强制接受意见的压服办法,并且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或者修正自己过去的意见,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1962年1月至2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开出气会,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给各级干部做出榜样。会议决定为在“斗争中处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
会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并于4月27日颁发。
《通知》指出,对于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方法不对头,进度慢,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因此,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找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www.xing528.com)
5月7日至1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专门讲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说:甄别平反工作,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甄别平反工作,采取一揽子解决比较好,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
《通知》的下发,邓小平的讲话,大大加快了甄别平反工作的进程,很快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但是,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和随后于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把在甄别平反过程中,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说成是“翻案风”,而再次进行批判。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甄别平反工作又基本陷于停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审查和纠正了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1982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同时,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进行了平反。到198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这些被长期压抑的人,由于得到了平反,使精神重新获得了解放,终于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不仅如此,数以千百万计的因与他们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彻底解脱,他们又能够怀着愉快的心情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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