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简报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从严峻的现实出发，重新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级干部长期受“左”的影响，思想上还有一些不同认识，对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贯彻实行中还不很顺利。八届九中全会上定的1961年某些已经过高的指标，仍然被突破。有些干部担心政策多变，不敢大胆调整，害怕陷于被动；有的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因而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虽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多方面努力，但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经济困难还在加剧，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为了总结经验，提出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决全面深入地调整国民经济，改变极为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一些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开法的工作会议，还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和一些重要厂矿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这次会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经过8天的讨论，对书面报告稿进行了修改。书面报告的第二稿，于1月26日印发与会者再次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还在全体会议上，对书面报告第二稿的修改情况作了补充说明。最后大会分组对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说明进行座谈讨论。与会者对“书面报告”第二稿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说出了多年想说的话”。会议后，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书面报告”第二稿进行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并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名义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下发的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除讲了国际形势外，着重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总结基本经验教训。第二部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主要讲了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问题；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在经济工作中集中统一的要求等4个问题。第三部分，党的问题。主要讲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走群众路线，改善党内生活等问题。总的来看，书面报告在对1958年后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国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作了原则肯定的同时，严肃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书面报告指出，“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表示：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报告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几年“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

报告总结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16条基本经验教训。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行精兵简政。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是初步的，但涉及政治、经济、机构、体制、工作作风等方方面面，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门改进工作有很大启示，也为各级干部认清问题、尽快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其中对若干问题讲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关于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这就打破了一概说经济困难主要是因为天灾的框子。

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就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至多是“三七开”的框子。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一方面指出，“书面报告稿”讲“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同时又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样，就给“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探讨的余地。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以指标数字定“左”右，一哄而起搞运动等“左”的口号和做法。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www.xing528.com)

会议原计划主要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然后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讲话，结束会议。但在会议进行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认为反对了当时妨碍全国一盘棋的分散主义，还应该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下级对上级有意见但不敢讲，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延长时间，开“出气会”。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还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与会者热烈拥护，群情高昂。

会议自1月29日下午起进入第二个阶段，至2月7日闭幕止。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即：（1）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2）民主集中制问题；（3）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4）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5）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6）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集中，首先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因此，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是很错误的。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最终失败，演出“霸王别姬”的悲剧。他批评有些干部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这种压制群众讲话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更加上缺乏经验，因此工作中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说他自己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还是懂得不多。”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要下到基层去蹲点，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完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1月31日至2月6日，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指导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中央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他还在全体会和分组会上多次要求与会者对中央提批评意见。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并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同时请求到会的同志提意见。他还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往往实事求是不够。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部分于部，有的地区伤害了大批干部。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过火斗争等种种原因，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2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为了统一大家认识，他用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即工农业生产不景气，产量、效益降低，工农业物资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约1／3的企业亏损，通货膨胀，供求矛盾尖锐，城乡人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实际工资降低。对国民经济虽然已经整顿了一年，但经济情况的好转仅是刚刚开始，还需要一定时间，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为了认清情况，寻求适当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他还代表国务院检查了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许多民力，消耗许多国家资产，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因此，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大会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但是，却不给当时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同时，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党内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是想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左”，因此主张要退够。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在会上则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大会虽然对当时困难的形势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的困难仍然认识不足。会后，随着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和估计也日益接近或符合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