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泛滥的歪风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时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3省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一调查组要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分析研究了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同部分地方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开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lO日到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部分负责人举行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搞调查，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如果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举行了会议（即“三北”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并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工作，着重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

在广州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30年亲手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并且在3月11日为印发此文写了批语。批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把它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广州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会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信中指出，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要带着一种成见下去专门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的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负责同志继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弄清情况，以求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www.xing528.com)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40多天的调查。在调查中，调查组与基层干部、群众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山林、房屋、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座谈。5月7日，刘少奇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社员进行座谈。在谈到食堂时，他指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有困难。大队、公社、县、省、中央应当赶快组织这些东西的生产。在讲到包产到户问题时，他指出，总的讲不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是有些零星生产，如田塍、荒土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在这些方面，包产要包死。在讲到退赔时，他强调指出，要彻底算帐，退赔清楚。帐要一户一户地结，不能马马虎虎。赔清以后，要写一个大单子，立块碑，以便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在讲到民主办社问题时，他指出，实行民主，就是要由社员当家作主，而不是由干部当家作主。经营管理方面的大事情，例如密植、双季稻、修公路等等，必须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了调查，听取了这些地区领导的汇报，并派小组深入到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征求工人、农民的意见。他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群众反映公共食堂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中还反映了这些地方提出的要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自由市场的问题。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他听完省委的汇报后，到武安县的农村同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并对农村食堂问题作了重点调查。5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通报调查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指出了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希望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等问题。4月和5月上旬，邓小平、彭真领导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了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纷纷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和通信，毛泽东就批转各地参考。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原草案中农村食堂、供给制的规定，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中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示总结了3月以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要求继续搞好调查研究工作。指示说：“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要讲究实效，那种既不提出问题、又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是没有用处的。”

为纪念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20周年，《红旗》杂志1961年第3、4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社论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象，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执行机关说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经常地进行周密的调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经验的过程。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巾，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各地、各个部门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纠正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先后制定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使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得到较大的改进，“五风”得到遏制，带动了全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开始真正了解了实情，看到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指导思想上有了转变，为1962年1月具有重大意义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此后对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调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