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教群英会及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0年6月1日至11日，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共6000多名。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文教战线上一次空前盛大的群英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了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在会上发表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向大会作了《大搞文化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化革命的进程及其成就，论述了文教战线的根本任务。指出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肃清文化教育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同时大量地兴办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确立了无产阶级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这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扫除了一亿以上的文盲，学龄儿童的就学率达到80%以上，全日制中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1290万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6年）5．8倍。全日制高等学校学生达到8l万多人，超过旧中国最高年份（1947年）4．2倍，农业中学和各级各类的业余教育更如雨后春笋，发展极快。广大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消除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影响，开创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新局面，从而为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报告提出要高速度地发展文教事业，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为此，全国要进一步建立更完整的教育体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生产部门和厂矿企业也要大办教育事业，按照各部门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本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中小学的教学改革的原则是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原则是不降低学生的基础科学知识水平，必须提高水平和学习更为广博的知识，不增加师生劳动强度，必须保证劳逸结合。要使学生在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方面，都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报告认为，为了普及和提高全民教育事业，必须在全国包括各个地区在内进一步建立起更完整的教育体系。省、市、自治区、县、人民公社，都应该考虑教育事业的合理布局，大办各级各类全日制、半日制学校和业余教育，和发展各项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报告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这个斗争中无往而不胜的最重要的保证。几年来在文化教育工作者中间，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思想觉悟程度，使得人们在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增强了免疫力和战斗力。这也大大提高了人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方法分析事物的能力，从而比较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提到新的高度，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化革命新高潮。

李先念、陈毅分别就当前经济情况、国际形势作了报告。刘宁一、胡克实、杨之华、萧华、徐冰、张劲夫、吴玉章、杨秀峰、沈雁冰、李德全、黄中、曾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有28个代表团、3000多个先进单位、2700多个先进工作者和特邀代表在会上受奖。6月1日、6月12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迎接新的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永远做文化革命的促进派》。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及为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初步措施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广泛，因而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第一，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1960年，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1960年粮食实产1435亿公斤，比1957年的1950．5亿公斤减少了26%以上，比1959年减产265亿公斤，甚至低于1951年的1437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也下降了28%一 60%，这是建国1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第二，市场供应紧张。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战线太长，196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高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2593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额也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324．1亿元。加上巨额赤字，1960年社会购买力就从1957年的675．1亿元猛增到716．7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的市场供应出现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紧张的状况。社会商品购买力大于社会商品零售额7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方的10．4%，年终未实现的购买力总额达到了176．4亿元。

1960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7年下降13．6%。1960年同1957年相比，人均消费量，粮食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了19．4%，其中城镇由392斤降到385斤，下降1．7%，农村由409斤降到312斤，下降23．7%；猪肉由10．15斤降到3．06斤，下降69．9%，其中城镇由17．95斤降到5．42斤，下降69．8%，农村由8．7斤降到2．44斤，下降72%；食油下降到3．7斤，比1959年减少18%；棉布由24尺下降到不足一尺。在196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合理分配商品，只好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肉蛋糖等按户凭证供应，一些日用品凭工业券购买，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第三，财政赤字严重。“大跃进”期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造成财政连年赤字。1960年7、8月间，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7月份收入53亿元，比上月减少12亿元，下降17．3%；8月份，又比7月份减少2．3亿元，下降4．3%。到年底，国家财政收入共572．3亿元，支出654．1亿元，财政赤字高达81．8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0．8亿元，增加27．7%；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比上年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1957年上涨了25．4%。第四，粮食极度缺乏。严重缺粮问题1960年5月就已开始出现。当时，各粮食调出省所调出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的一半。100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30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6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lO个主要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虽然中央要求有关省、自治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地集运外调。然而，这一年的夏粮产量仍然减产，只有626亿斤。各地粮食供应困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立即压低城乡居民的口粮标准。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其中灾区应当更低一些；丰收地区可以稍高一些，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原粮，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城市的口粮标准，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www.xing528.com)

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1960年农村留粮比1957年减少37．1%。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竞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

为了摆脱全国性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即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总结几年来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写了《十年总结》的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还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他在会议上还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并要求对1960年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是有意义的。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同时研究了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问题。为了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搞上去，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的主要措施》，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会上，李富春根据会前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情况的调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应当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意见。在前一个《指示》中，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在后一个《指示》中，将保证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坚决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指出了县、公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的严重性，要求各级党委“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便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并强调，这“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会议还重申，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应稳定下来，不要再讲三五年内过渡到公社为主的所有制。

1960年8月末，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计划时，再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周恩来在听取汇报以后，同意李富春的意见，并提出要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两个字。这样，由李富春提出的，经周恩来加以完善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形成了。

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周恩来审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从而正式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