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及保护乡村性的重要性

（一）国外相关研究

1．乡村旅游概念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乡村旅游概念是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基石，因此十分重视对其的研究。但目前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即农场观光（Farm Tourism），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乡村旅游除了绿色旅游、农业观赏、自然景色欣赏旅游、探索旅游，还可能有历史文化、骑马或者狩猎等。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4）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是“乡村性”（Rurality）。

Cawley ＆Gillmor（2008）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乡村居民或农民为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提供一些广泛活动和娱乐活动或者服务的统称。Inskeep（1991）在《旅游规划——一种可持续的综合方法》中，没有将农业旅游（Agro tourism）、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农庄旅游（Farm tourism）等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它们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Gilbert（2004）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就是农业旅游，主要场所就是农场或者牧场，在其中，农民为游客提供一些食宿条件，使其从事一些休闲的活动。Cloke（1992）经过研究认为，乡村这种居住地的特殊性在于乡村的一些文化画面可以被加工包装、销售甚至整体推销，乡村社区则是买卖的场所，他定义的乡村旅游实际上是基于文化和传统旅游。Lane（1994）在文章中认为农民接待或者提供服务是除了农业观光以外的另外一些存在方式，包括假日骑马、登山、步行等活动，教育性、文化与传统的旅游，一些区域的民俗旅游活动如钓鱼、探险、运动和打猎以及健康旅游，所以乡村旅游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乡村旅游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广泛性，所以学术界对各个概念的解释版本较多，但是从本质上讲，基本上都认同用以界定乡村旅游和区别城市旅游最重要的标示、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的基础为乡村性（Rurality）。

2．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乡村旅游研究离不开对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到目前为止，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并不唯一，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多数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发展策略应该由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也可以说，不同背景的乡村旅游地区应该制定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

Cai L于2002年研究了乡村旅游品牌的联合建设问题，以寻求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002年，Thompons和Vincent认为，为保持生态不被破坏，旅游管理者应当注意政策支持和发展战略，同时实现该地区的发展和体现经济福利。1998年，Hall认为解决包括文化独特性保持、环境保护、社区居民参与等方面的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鼓励当地小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Suzanne Wilson于2001年对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乡村旅游开发成功实例进行了经验总结；1999年，Bramwel和Yuksel提出，必须加强系统控制，降低解决冲突的成本，避免可能出现的社会、环境问题，以提高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Allipour于1996年提出建议，不能只以定义或者描述来推进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而是要采用实际行动来实现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学者们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方面，要对地区文化以及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以实现农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即要对“乡村性”特征进行保护。乡村旅游的独特卖点是“乡村性”，“乡村性”会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持续开发不断遭到破坏，随之的结果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也被阻断，所以解决好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研究乡村旅游经济的基石。

3．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发展影响和制约因素成为许多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用其中的某一种影响、制约因素来研究乡村旅游发展就是单因素分析，如Kontogeorgopoulos（2005）经过研究，认为假设外来户是乡村旅游的主要来源，那么会有益于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此外，研究者还关注精神体验、服务品质、经济精英等方面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但是从单因素的视角分析，一些用单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截然相反。如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力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Tosun（2000）通过影响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发展和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研究，对在发展中国家社区中参与方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产生了质疑。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单个因素就能够平衡乡村旅游发展，由此单因素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Leeuwis（2000）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乡村旅游业中，政府的参与作用并没有促进地域旅游经济发展，结果是政府参与的旅游部门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部门。因此一些学者在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素研究过程中尝试采用多因素分析的方法。Park于2009年通过对韩国38个乡村的380名居民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分析所得数据，结果显示，政府应当协调参与程度不高的商户，鼓励其与乡村居民进行合作，并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引导。此举有效提高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中矛盾冲突的管理成果。如2006年国外学者Choi的研究发现，旅游者利益、社区参与、技术和政治、社区利益、环境可持续性、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作用于乡村旅游的发展；Byeong（2008）以实证研究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管理等四个维度解析影响韩国乡村旅游发展的17个因素；Miller（2001）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对美国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美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经济溢出、环境可持续、旅游者满意、雇佣当地人、环境等因素。

4．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应用的是环境领域。后来被逐渐引入到社区发展、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2002年，Swarbrooke认为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包括社区和企业投资于乡村旅游新的资金与索取利润等。社会层面，主要由本地居民和到乡村的游客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成。环境方面包括自然资源、养殖环境、自然环境、建设环境和野生动物等。

旅游业与大自然和谐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指标。Rtz和Puczkó（1998）提出发展旅游业应该同时满足当代人需求和保证后代人能满足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1993年Kolberg、Turner和Culbertson经过研究认为，可持续发展不仅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而且可以与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相互协调发展。Stabler（1997）以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经济学以及地理学多种学科相互融合的方式，提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用环境、经济、道德的视角解决。在2006年，Brian制定的恰当的政策和战略运用的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方法，旨在协助解决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和农村环境等问题。Simmons在1994认为旅游目的地“友好氛围”的要素是当地居民，社区是旅游产品的基础，最好在此层面理解、规划、发展和管理旅游业。

Reeds（1989）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实践需要整体的规划和全社会的学习过程，其政策的稳定性取决于它所影响的群众的全力支持。Gunn（1994）认为在以社区为中心的进程中，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目标之间实现平衡。Hall（2004）、Knowd（2006）和Turnock（2002）都认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鼓励社区居民的参与、加强地方区域合作和监管控制实现。

随着发展乡村旅游对恢复乡村社会经济作用越来越显著，政府提供技术支持政策、制定长期的财政投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5．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

所谓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即乡村旅游开发管理中涉及的乡村旅游者、乡村旅游地社区及其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居民等各种利益个人或群体。斯坦福研究院（SRI）（1963）首次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认为可以是任意一个群体，如果缺失这个群体，相应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也不会存在。1984年，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1987）一文中曾指出，需要了解利益相关者。因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带来的结果因人而异，给一部分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享受到优惠。1984年，Freeman提出，一个组织的定性可以通过该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进行。1995年，Preston和Donaldson发展了Freeman的提出的定义，认为合法是被认定为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或个人的必要条件。

因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包括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运行机制复杂，所以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权利、义务不尽相同。对于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起初仅针对其中的某一种个体展开，如居民或者游客对乡村旅游过程中的满意度，如何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政府在乡村旅游中扮演的角色，针对他们的需求而开发出的新的项目或者产品。

乡村旅游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当地居民，所以乡村旅游的发展受到当地居民态度的影响，发展结果由当地居民承担。Young（1973）认为在某一地点或地区的旅游业会出现饱和水平，假如这一水平太高，旅游业成本开始慢慢高于它的收益。在1982年的时候，Mathieson和Wall对Young的饱和水平的观点有了进一步认识，设计了“恼怒指数”模式。“恼怒指数”模式包括影响游客关系与旅游地的两组因素：一是在接受不断增多的游客的能力方面，旅游地的特性可能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二是不断增加的游客人数会对游客的旅游质量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Bulter（1975）和Mathieson与Wall（1982）以积极或者消极来衡量居民的态度和行为。社区居民可以归纳为4种形式：一是积极推动者（态度积极／行为积极），二是积极反对者（态度积极／行为消极），三是沉默接受者（态度消极／行为积极），四是顺从接受者（态度消极／行为消极），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群体的意见，引入一个机制来解决不同群体的意见十分必要。

在此以后，关于对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如Simpson（2008）提出的CBTI（Community Benefit Tourism Initiative）外来企业发展模式中，除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外，同时，还有相关的社区利益相关者和私人企业。与此同时，不一定需要社区直接参与控制旅游与经营管理项目也是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观点；Kayat K（2008）以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和游客、企业等多种角度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关注与利益分配问题，发现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权利、乡村旅游发展投入要素与依赖程度，均能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感知产生影响。

Bramwell（1999）提出，相互合作可以促进乡村旅游经营成功，因此，需要引导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平等分配利益，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发展。Erick（2003）经过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所在社区的参与度受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如果利益相关者感知正面影响越强烈时，参与程度越积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时可按照参与度高、较高、较低和低4个层次，经调查发现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政府的参与度最高、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次之，旅游者的参与度最低。

Sautter和Leisen（1999）提出，研究乡村旅游相关者时，最关键是要将各个相关者都考虑在内，而不是仅仅考虑一个或者选择一个优先去考虑。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认同这种利益关系，从而促进协作，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步骤。此外，应将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的权益都考虑在内，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都应积极参与乡村旅游规划和决策的过程。(www.xing528.com)

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参与度极为重要，Southgate和Shapley（2002）强调指出利益相关者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接受世界创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人，他们更应该是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工程师和建筑师。

（二）国内相关研究

1．乡村旅游概念研究

乡村旅游是乡村理论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广受学者关注，因此自从乡村旅游活动开展以来，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关注。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有众多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作出了不同的诠释和定义，但由于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缓慢，所以研究起来不是特别深入，概念认识上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杨旭（1992）将乡村旅游源定义为一种旅游活动，主要由农业经济资源和生物资源以及乡村社会资源组成。王兵（1999）认为乡村旅游应当回归自然，因为乡村旅游的途径是自然风光和乡野活动为主，所以乡村活动应当以满足市民需求、求知、回归自然为主。虽然主体和客体都被这个定义概括了，但是对于乡村旅游内涵上还是把握不够，过于简单。肖佑兴（2001）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的空间环境为载体，利用乡村的自然风光、乡土风情、生产状态、居住场所等为对象，集度假休闲、观光消费、产品组合等于一体。刘德谦（2006）将乡村旅游定义为集地域、风景、风俗、农事等于一体的组合，旅游者从中可以体验、观光和学习和休息。乌恩（2002）则认为乡村旅游是在传统乡村地区展开的，乡村旅游不以资本和技术为主，而是以乡村的自然风光、物质以及生活环境吸引游客，不以专业的服务设施为主。何景明（2002）经过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就是指农村地区，强调乡村特性，包括自然和人文。林刚（2005）以内容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对较有影响的20个乡村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乡村旅游的概念应当是，以地域为依托，包含农业生产活动、乡村民俗、田园风情等以吸引游客观光。

纵观学者的研究可知，国内目前对乡村旅游的概念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如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目的、旅游活动形式等。但他们一致认为乡村地区是乡村旅游的发生地，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因此，要想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作出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对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十分关键。

2．乡村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在2002年卢璐、刘幼平以湖南乡村旅游为例，认为应针对各地资源特点，以分片开发形式开发。以广西富川秀水村为例，文军、魏美才（2002）提出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旅游投资和居民协作、并以政府为主导。许春晓（2002）主要分析了旅游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旅游业，将旅游资源分为三种形式即共生型、附属型以及主体型。杨胜明（2003）以贵州为例，创新提出自然资源和文化结合的发展模式。在2004年郑群明、钟林生提出在众多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中，最佳的选择应是社区参与模式。金方梅（2003）提出了由旅游者和居民以及开发者相互参与的以保护文化为目的模式。隋春花（2005）则考虑到受乡村旅游地的自然资源基础及其发展条件的影响，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教育型乡村旅游，观光型乡村旅游，康乐型乡村旅游。杨建翠（2004）以成都市龙泉驿和郫县为例，实证研究成都近郊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以地貌特征将其发展模式划分为平原型、山区型、丘陵型等。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模式》一文中，王云才（2006）提出了几种类型的乡村旅游新模式，如体验乡村民俗和参观文化遗产主题博物馆与主题文化村落模式、主题农园与农庄模式、区域景观整体与乡村意境梦幻体验模式、产业化、俱乐部或者庄园等。赵承华（2012）指出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任何乡村旅游要想取得发展都要面对的环节，必不可少，而且对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本类型进行了简单总结，对“村办企业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整体租赁模式、“社区＋公司＋农户”模式、“循环经济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多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及简要的评论。王菲（2007）总结归纳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经营模式分别是“整体租赁经营”模式、“公司＋农户”模式、“社区＋公司＋业户”、“自主、分散经营模式”、“农户＋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村办企业”模式，其中每种模式都有独特的方面，根据自身的特色，不同地区应进行合理的选择。

徐琪（2009）在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指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具有总体规模大、单体规模小、种类繁多等特点，同时也存在对乡村旅游认识不足、产品粗糙类型单一、设施落后、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差等问题。基于国内外的旅游同时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成功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详细解释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策略，即通过旅游产品开发、管理体制创新、管理服务水平提高、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重视等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杜海义（2007）认为在我国乡村旅游方面存在着政策不到位、观念陈旧、设施落后、发展思路不清楚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强调保持乡村自然景观、加大资金投入以及培训专业人才等相关配套措施。唐建兵（2007）指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区：单位规划不齐，特色不明显，缺乏整体规划等。李桐、张晓智（2008）分析了乡村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认为乡村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旅游市场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中心城市数量少、社区居民的素质亟待提高等等。董志文等（2009）认为乡村旅游对乡村的历史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有害，随着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其稳定性也随之被重视起来。尹奎（2010）指出，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特色不够明显，缺乏科学规划；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营销方式落后；乡村旅游产品结构过于单一，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给出了以下建议：提升地域特色；加大开发旅游产品力度；科学合理规划；加大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加强从业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服务者的能力和素质；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

3．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研究

何景明（2006）认为我国乡村旅游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究较少。他运用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以成都市农家旅游为例，定量研究了制约乡村旅游的因素，包括人文因素、管理因素、资源因素等方面。并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休闲传统、交通便捷性、空间竞争、政府的支持力度、经营者的投资和管理水平等进行了评价。刘锐（2010）分析影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后指出，影响居民参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居民个体因素，因此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时，应该因地因时制宜，切忌千篇一律。邓卓鹏（2012）以海口市演丰镇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对影响海南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经研究发现，影响海南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传统文化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和政府与政策因素。管理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是次要因素。李亚娟（2012）以文献分析与调查问卷为基本的数据来源，构建出符合太原市乡村旅游的评价体系。基于已有的影响因子，确定不同因素各自的影响权重，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了太原市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太原市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交通条件、城市知名度、旅游区域内商户开发、总体服务质量、配套交通设施、外部区域交通条件、项目参与程度、旅游区域建设特点、景区治安情况、纪念品特色等。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其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是交通状况、总体的服务质量以及城市的知名度。周聆灵（2012）以宁德区乡村旅游为背景，从乡村旅游形象视角出发，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旅游形象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者重视加强服务设施建设，现代附属功能关心度较低。

4．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研究

李丰生（2005）以乡村旅游与规模化开发的定义为切入点，以乡村旅游模块化为研究重点，从提出问题入手，主要研究了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然后运用SWOT分析法对阳朔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实地访谈和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开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对乡村旅游进行规模化发展的试点工作、行业管理、规划工作、生态环境保护、品牌培育、市场营销、资本运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杨凌（2008）认为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走出低层次竞争困境的途径就是规模化经营，并且认为这是向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乡村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和数量性矛盾的必然途径。并据现代产业经济的一些相关理论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经营不规模因素，相应提出我国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的保障措施，为促进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加快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相应对策。

单邵伟、陆森宏（2010）以天目村农家乐为例，对乡村旅游规模化经营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经济学中的规模报酬理论和生产三阶段理论，对该村的农家乐经营阶段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了判断。结果表明，天目村农家乐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初期，即将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天目村的规模化经营问题。由此看来，解决中国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5．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

高元衡（2004）将阳朔当作一个旅游目的地系统，以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农民集体和村民以及乡村相关旅游企业，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间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并对这几种利益相关者的特征进行了描述：①乡村企业的乡村旅游企业的特征包括：雇用职工，为其支付报酬；乡村接待活动，整合公共资源以及利用公共设施；为资源使用而缴纳一定费用。②政府机构的特征包括：依法收取相关税费；提供公共设施；向相关旅游企业收取税费。③农村集体的特征包括：向企业收取相应资源使用费；提供一些基础设施和相关旅游设施。④农民特征包括：受雇于乡村旅游企业取得报酬；依法纳税；提供相关旅游服务接待活动，取得报酬。由以上分析，在研究阳朔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过程中可以发现，农民和旅游企业是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二者以提供一定资源或者服务从游客获取收入。农村集体和政府参与农民和旅游企业其中，获得利益再分配。农村集体拥有集体土地，可以出租土地使用权获得收益；政府机构出租国有土地和获得税收取得收益。朱华（2005）采用入户访问、圆桌会议和问卷调查3种方法，分析获得红砂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发展的利益关注点和意识程度。据调研结果显示，旅游企业以及投资商、本地居民、政府组织等是红砂村乡村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红砂村利益相关者主要关注以下焦点：环境保护、土地利用、旅游产品和景区管理以及旅游规划。各利益相关者只关注自身利益，这很明显制约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联系，导致利益发生冲突，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表1-2　不同发展阶段内乡村旅游产业的价值构成

资料来源：单福彬，王刚，等．乡村旅游产业价值及其演进分析［J］．山东农业科学，2015，47（5）：153-156．

赵黎明、张洁（2009）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运行体系出发，分析了利益相关者构成，根据其参与程度可以分为以下层次，即相关利益层、战略利益层与旅游地核心利益层。乡村旅游核心层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乡村旅游中占据一定重要地位的公众，他们和乡村旅游地管理或者开发以及规划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包括经济、道德甚至法律利益，他们一般拥有较高的权利。胡文海（2008）主要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者、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当地政府的利益冲突和诉求。李文军（2009）以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主要从旅游经营企业、社区和保护区管理局三个利益相关者获取利益大小方面出发，探究了社区难以融入利益分配和经营的原因。

6．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向萍、杜江（1999）从乡村旅游供需层面以及主客互动层面，研究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赵晓惠、陈慧泉（2001）以昆明团结乡为例，实证研究了农业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分析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状况并指出了其所存在的问题。过竹、邵志忠（2003）则以南丹甘河白裤瑶新村开发乡村旅游为例，认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优选择在于社区参与和生态与文化相结合。吴伟光、李兰英等（2003）在实证研究临目乡太湖源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李孝坤（2004）研究了乡村文化资源和乡村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黄海辉（2006）从乡村旅游开发的依托视角研究了乡村旅游，发现我国乡村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即景区依托型和都市依托型。前者主要是借助已有著名风景名胜区周围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如贵州地区旅游，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体验当地名族文化，特点是游客初游率高、重游率低、难形成回头客户。它的发展动力是政府政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贵州某些地区也有较多的本地客源，其游客特点与都市依托型基本一致。后者主要借助于大城市周边地区发展，以北京民俗村为例，客户主要是都市居民，这种旅游类型特点是有较多的忠诚客户，但游客重游率较低，发展方向是休闲度假，它的发展主要动力是市场需求。通过以上北京和贵州两个村发放的问卷结合实地调研，作者认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措施在于两个方面，即乡村旅游的本土化和“乡村性”，经营者共生化和产业链本地化是实现本土化的两个重要途径。崔凤军（2006）提出了要想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宣传造势与乡村接待能力、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等七种的关系。付宇光（2009）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旅游的关键所在，要做到乡村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供需矛盾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妥善的处理，使乡村旅游的发展陷入困境。发展乡村旅游，积极把握机遇，实行城乡互动、社区参与、生态保护、对外开放和旅游扶贫等策略和模式，克服抑制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从总体上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张林、王超恩（2011）基于产权理论，以“公共地悲剧现象”、失地农民补偿问题、外部效应为研究基础，针对乡村旅游产权制度，提出相关建议，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孙源、谢洪忠（2011）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社区参与和旅游循环经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王迎新（2011）探讨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指出因为思想重视的不到位和农民的盲目开发等，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了困局，并提出新的策略用来推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庞邵玺（2014）论述了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阐明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乡村文化推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