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从政治上看的历史侧影

从政治上看梁实秋，这是颇为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毛泽东选集》初版的注释，对梁实秋的评价，便全然是政治性的——虽说现在看来明显带着“左”的偏见。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对于梁实秋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的高低，翻译作品的“信、达、雅”和散文创作的优劣，而是在于他的政治态度。

梁实秋第一次引起左翼文人的憎恶，在于“鲁梁之争”。我曾多次访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据她回忆，梁实秋生前曾谈及他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即他首先批评了鲁迅的“硬译”。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鲁迅自己在该书的后记中也说：“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梁实秋作为“半个文学评论家”，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他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我看来，就这个问题而言，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

然而，与此同时，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撰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1930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三期，猛烈地抨击梁实秋。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从“硬译”这样的学术之争，上升到文学有无阶级性这样不同的文艺观之争。紧接着，又进一步发展为政治之争。

梁实秋在二卷九期《新月》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在文章中，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党”：“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实秋。这样，鲁梁之争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一场轰动一时的斗争。(www.xing528.com)

步入晚年时，梁实秋也曾说过几句自悔的话。他说，他当时年方二十又六，“血气方刚”。

就政治而言，梁实秋当时的话是偏激的。

此后，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那是他接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亮出《编者的话》。梁实秋与鲁迅的笔战，使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注意。此刻，他又在政治色彩鲜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任职，自然众所关注。他的《编者的话》有一段本来无可指责的文字，一时间成为密集性批判的对象：“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被归结为“与抗战无关论”（虽然梁实秋已清楚地说了“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梁文见报的第5日——12月5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的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

由于以上两次论战，使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的宿敌。1940年1月，梁实秋再度成为“轰动人物”。那是他以参政员身份（他是在1938年7月以民社党员身份成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该会为咨询机构）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该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郑州、宜昌等地，访问了7个集团军司令部。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毛泽东致电参政会，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二人不予欢迎，该团遂取消延安之行。此事使梁实秋颇为尴尬，一时成为议论中心。

不久，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毛选》上注释梁实秋的条文，便因为此处而提及他。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对鲁迅观点的赞同。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这样，1948年冬，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之际，梁实秋面临着留还是走，而他选择了走是必然的了。

梁实秋到了台湾，照他的资历，当个“教育部”部长、“立法委员”之类是不在话下。他挨过鲁迅、毛泽东的批判，是他难得的“政治资本”。他却如他的朋友蒋子奇给他相面时所言：“一身傲骨，断难仕进。”他在台湾埋头于书斋和课堂，只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之类非政治性职务。他的上千万字的著作是在台湾写出来的，清楚表明他对仕途的淡泊。

他有两回公开论及鲁迅。第一篇《鲁迅与我》发表于抗战时期的《中央周刊》，去台后又写了《关于鲁迅》一文，收于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印行的《文学因缘》一书。他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指鲁迅作品在台遭禁）。他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值得称道”，但又说，“鲁迅的杂文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

1986年10月，资深的中共党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柯灵在《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现代序跋教书——散文卷》导言）中，第一个站出来为“与抗战无关论”平反，认为半个世纪前对梁实秋的第二次批判是错误的。梁实秋读罢柯灵文章，即说：“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