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碧楼纪念馆披露重要历史信息

我曾多次前往台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我拜访了国民党的党史研究室。我希望从蒋经国的“大溪档案”中，查阅曹聚仁的相关档案。令我惊讶的是，国民党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

其实，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密使曹聚仁的保密工作十分到位。

2003年1月，我来到日月潭畔，下榻于著名的涵碧楼。

涵碧楼蒋介石史料的藏馆

蒋介石非常喜欢日月潭，游日月潭必住涵碧楼。1949年，蒋介石下令翻新、改建涵碧楼。从此，涵碧楼成为蒋介石的行馆。

日月潭旅游局告诉我，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我赶紧回到涵碧楼，希望能够参观这个纪念馆。我前往涵碧楼总台，这才得知，这个纪念馆如今由于乏人问津，“门虽设而常关”。总台小姐笑道，难得还有像先生这样的人，会对蒋介石仍感兴趣。

于是，总台小姐派人打开尘封已久的纪念馆，让我参观。一进纪念馆，迎面便见到蒋介石、蒋经国在涵碧楼的大幅照片。蒋介石在台湾有10个行馆，他最喜欢的行馆便是涵碧楼。纪念馆里按照当年的原样，复原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办公室。据说，内中的桌椅都是原物，清一色红木家具。那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大红绣金缎垫。

我注意到，纪念馆里的档案透露，1958年8月23日，当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海峡两岸局势紧张的蒋介石，正住在涵碧楼思索对策。当金门急报传到涵碧楼，蒋介石在涵碧楼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商量对策。

在纪念馆里，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那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涵碧楼关于曹聚仁的记录

这说明词清楚表明，选择曹聚仁为“密使”，乃是“蒋公亲点”。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又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我还注意到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中，有这么一段不寻常的话：(www.xing528.com)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做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所谓“汤沐邑”，原本是周朝的制度，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在自己直属领地上赐以供住宿以及斋戒沐浴的封邑。北京方面建议给蒋介石以“汤沐邑”，不言而喻，只有深谙中国文史的毛泽东才会用这样的特殊语言。

曹聚仁在来台前，曾赴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托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附有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内中的“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表明了毛泽东期待蒋介石归来。

作者在涵碧楼蒋介石办公室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涵碧楼商定了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应当说，倘若这“六项条件”能够实现，则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当时便可能实现统一。然而，由于紧接着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中国大陆泛滥，蒋介石对于回归大陆也产生了怀疑，从此国共秘密谈判再度中断。

我沉醉于美不胜收的涵碧楼，更沉醉于涵碧楼纪念馆里这些历史瑰宝。

顺便提一句，在1965年，徐淡庐奉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担任首席参赞。在那里，他秘密会见李宗仁机要秘书程思远，商定了国民党政府当年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国：李宗仁从美国飞往瑞士。经徐淡庐安排，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班机，从瑞士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等地平安到达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转往中国。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因罹患骨癌，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终年七十有二。他的夫人邓珂云在侧。临终，曹聚仁曾反复自语：“我有很多话要向毛主席、周总理说。”病故后，周恩来总理特批曹聚仁长女、次子前往澳门奔丧。

在病重之际，曹聚仁曾致函联络人费彝民，自称是“海外哨兵”。据曹聚仁女儿曹雷告诉我，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之后，所有涉及两岸秘密交往的笔记、信件，都被北京方面派人取走。

在曹聚仁去世后，他的夫人邓珂云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后记中，隐隐约约写及他为国共和谈奔走的业绩：“他终于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终。”

最后的照片：曹聚仁在澳门镜湖医院病床上悬腕而作

曹聚仁奔走于海峡两岸，最终未能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对此，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说：“台湾当局一方面想摸清共产党的底，另一方面又怕被别人知道。当时不是曹聚仁的原因，而是蒋氏父子不可能让曹聚仁，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公开插手，不留文字，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肯定的，蒋氏父子心胸很狭窄。曹聚仁作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人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后来，在1993年，曹聚仁的同龄人夏衍在《随笔》杂志发表《怀曹聚仁》一文，写出了曹聚仁一生的特点：“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倾向于进步和革命。”也正因为他“独来独往”，又在海峡两岸领导层中保持“个人的友谊”，所以他成了穿梭于两岸的颇为恰当的牵线人。

1998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的骨灰安葬于上海青浦福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