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北京方面事先得知曹聚仁肩负不平常的使命，除了派出邵力子、徐淡庐前往机场接机之外，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7月13、16、19日三次接见曹聚仁，足见对于这位“密使”的高度重视。据《周恩来年谱》，“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内中，特别是7月16日中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鹂馆宴请他，陈毅副总理作陪。1939年曹聚仁在南昌便与陈毅相识，旧友重逢，分外欣喜。宴毕，周恩来、陈毅还与曹聚仁一起泛舟昆明湖。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
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
周恩来指出：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那天，曹聚仁称赞周恩来是“政治外交上的隆美尔”。隆美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敢于力排众议，果断发起进攻。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曹聚仁还推崇陈毅是“了不起的人物，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既是将军，又是诗人”。
1956年曹聚仁与大儿景仲、小儿景行在上海外滩(www.xing528.com)
已经6年未同丈夫见面的夫人邓珂云，带着小儿子曹景行赶往北京，与曹聚仁一起住在新侨饭店。曹景行后来回忆说：“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曹景行还说，大人们在谈话，邵力子陪着曹景行母子游览颐和园。在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请曹聚仁吃饭时，大家谦让着，都不肯坐主座，10岁的曹景行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个位子。
1956年7月下旬，曹聚仁从北京来到上海，全家6年来第一次真正团聚了。
8月初，曹聚仁乘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曹聚仁回到香港，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迅即纷纷转载此文。
这篇报道也引起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
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引用《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里的对联答复：“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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