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度赴台北南港，细细参观那里的胡适故居及纪念馆。胡适1949年4月6日从上海坐船前往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间曾经几度来到台湾。1958年4月10日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于台北。胡适故后，留下几百万字日记，出版了八卷本《胡适日记全编》。
在胡适日记中，粘贴着一份剪报，足见胡适对这份剪报的重视。那是从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剪下来的。这份剪报不是胡适本人所剪，而是蒋介石送给他的。
剪报所载是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题为《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
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了国民党。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从北平南苑机场登上南下的国民党军用飞机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了北平，从此父子诀别。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为了表示跟父亲胡适划清界限，胡思杜写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都转载了胡思杜的文章。胡思杜宣称“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胡思杜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昧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时，蒋介石把转载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报》，送给了胡适。蒋介石的本意是以此谴责“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适看来却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道：“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所说“总统令郎”，不言而喻是指蒋经国1927年在苏联发表文章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胡适之言，令蒋介石十分尴尬。
小儿子胡思杜的“批判”，毕竟是胡适心中的痛，尽管胡适也明白小儿子的文章是在政治高压下无奈之举。胡适把小儿子的文章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留此存照。
不幸的是，尽管胡思杜如此公开表明与“反动父亲胡适”“划清界限”，在1957年仍难逃厄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绝望中自杀。小儿子胡思杜的“批判”和愤然离世，曾使胡适久久叹息。
我在台北也前往北投，参观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纪念馆。于右任是诗人、书法家，也是国民党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选第一任监察院院长，到台湾之后仍多年担任此职。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病故，终年86岁。
在于右任弥留之际，他的长子于望德，会同于右任僚属李嗣璁等一起打开于右任的自用保险柜，以求查找于右任遗嘱。不料，保险柜并无遗嘱，只有多册日记以及一张借据，那是于右任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因旅费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3万元台币（当时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月薪5000元台币）。此外，并无一点金银财宝。于右任平日有余钱，总是接济困难朋友。他曾经多次向陕西三原乡亲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书张文生曾经把贴满五大本的捐款收据呈送于右任过目，于右任翻着厚厚的账簿说：“这些账簿都烧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孙看见之后将来前去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他的长子细细阅读父亲的日记，发现父亲晚年体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预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记中写下类似遗嘱的话。(www.xing528.com)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于右任又写道：“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
十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就是后来传遍海峡两岸的《于右任遗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值得提到的是，日记中《于右任遗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国有殇”。可是当时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有关于右任遗言的电讯中，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以致许多引用者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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