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政要之中，受蒋介石影响（也有的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写日记的习惯，蔚然成风。这些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史、当代史重要的史料。
张学良就有记日记的习惯。1946年10月19日，军统局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把张学良用专机从重庆秘密转移到台湾。1946年12月15日，台湾省主席陈仪前往新竹看望软禁中的张学良。张学良依然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对陈仪讲述了关于中日历史症结及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这清楚表明，在西安事变10年之后，张学良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立刻开始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1月25日，张学良从看守刘乙光给的《申报》中，读到八项主张。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阎锡山早年就有写日记的习惯。1949年4月11日飞离太原时，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共16册，遗留在太原。阎锡山日记为蓝皮红色竖格宣纸本，毛笔抄录。这些遗留在太原的阎锡山日记，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共60多万字。
阎锡山写日记，很有个性。他曾经说：“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阎锡山写日记，怎么个“对人类有贡献”呢？据阎锡山日记研究者称，阎锡山写日记，“俨然一个学贯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对处人、处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日记中不乏其精心总结的治政思想、用人经验以及对政局国是的推测预见”。
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施政，无论如何好的事，人民未经过，不能使之信。须周密的考虑，明白的讲解，次第的推行”，“公务员做甚不务甚，对人民告说甚人民不信甚，教人民做甚人民不听甚，焉能自强”，“雪亮聪明的人，不足以担大任。一偏聪明的人，不足以任全事”，“今日非将一盘散沙的人民变成一块胶石的人民，不能图存”。
阎锡山写日记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据曾经担任阎锡山秘书、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忆，阎锡山的日记多数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而是由其口授，秘书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重要事件的记载；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三为重要文件的记载；四为阎锡山本人诗词的记载；五为感怀、警句和论点记载；六为家事、政事、梦事的记载。
李蓼源说，1941年前后，年仅16岁的他曾一度负责记录阎锡山口授日记。他回忆，阎锡山口授日记在时间、数量上均无一定规律，可能一天说几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说一段。阎说出一段两段，他便马上记在本子上，然后读给阎锡山听，如没问题，便交给誊录秘书，用毛笔抄录到专用的16开红色竖格宣纸日记簿上。
阎锡山做事仔细。他生怕自己的日记在战乱中散失，请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记虽然有一份遗留在太原（被称为“留晋本”），另一份却被他带到台湾（被称为“留台本”）。由于阎锡山对日记曾经做过修改，所以“留晋本”与“留台本”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差异。(www.xing528.com)
1949年6月13日，阎锡山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于广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24日阎锡山在日记中感叹：“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争起来无理的说人坏，有理的说己好。不说事怎样做，只说人怎样用……”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随蒋介石败退台湾，1950年3月6日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无权无势无兵的他，为了尽量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躲进阳明山极为荒僻的菁山，度其余生。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驾鹤西去，享年78岁。
我寻至菁山，探访阎锡山鲜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发现阎锡山的墓碑上竟然刻着日记！
阎锡山死前，曾嘱其家属，“墓碑上刻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阎锡山故后，夫人徐竹青遵嘱把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见上面分别写着：“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我在阎锡山日记中，还看到一段格言式的话，概括了阎锡山的人生哲学：“做事是人生的结果，做的事多就是此生的结果大，做的事少就是此生的结果小，为做人即应当做事。”
在台湾，我还注意到军统头子戴笠也记日记，其中部分日记已经公开，可供查阅。
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空难。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细读戴笠日记，见到戴笠在日记中提及：“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许人也？此人1935年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时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派人与他单线联系。据称，郭同震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林彪的115师担任侦察大队长。郭同震受到了戴笠的欣赏，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戴笠死后，军统局改为保密局，毛人凤任局长。由于戴笠日记上有那句话高度评价郭同震的话，毛人凤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个化名，用得最多的一个化名是谷正文。谷正文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成为台湾保密局的顶梁柱，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谷正文最受蒋介石称许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划了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所幸周恩来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而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因飞机失事而殉难，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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