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盛放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

1948年10月13日，钱学森的儿子出生于波士顿。按照钱家宗族辈分“继承家学，永守箴规”，钱学森的儿子属于“永”字辈，取名钱永刚，希望儿子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1949年初夏，钱学森从波士顿前往洛杉矶，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航空系教授。1950年初，女儿钱永真出生于洛杉矶。从此，钱学森与蒋英有了一子一女，家中充满笑声、歌声和琴声。

新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海外游子钱学森准备以探望病中老父的名义率全家回国探亲，从此“海归”，为祖国效力。然而，不期而遇的灾难，突然降临在这幸福的家庭。在美国议员麦卡锡的煽动下，美国反共浪潮铺天盖地。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1950年9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包围了位于洛杉矶巴萨迪那的钱学森住宅，以“间谍”罪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经过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等友人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终于结束了监牢之灾。出狱之后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由于中国政府的多次交涉，1955年8月5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通知钱学森，允许他离开美国。10月8日，钱学森一家从香港走过罗湖桥抵达深圳，祖国张开双臂热烈欢迎他们归来。

1955年10月12日，钱学森从美国归国到达上海。这是钱学森（右三）一家和父亲钱均夫（右二）、照料钱均夫的钱月华（右一）在上海家中合影

10月12日，钱学森一家乘火车从广州抵达上海。从1947年秋钱学森与新婚妻子蒋英告别父亲钱均夫离开上海，如今已经整整8年。钱学森和蒋英带着7岁的儿子钱永刚和5岁的女儿钱永真归来，74岁的钱均夫分外欣喜。尤其高兴的是，翌日——10月13日，正是钱永刚的生日，全家吃面，表示庆贺，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家中拍摄了团圆照。钱永刚和钱永真当时一口英语，讲起汉语来反而不利索。

为了便于钱学森回家看望，有关部门安排钱学森一家住在岐山村附近的宾馆。钱学森一家，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家与父亲团聚。回到宾馆之后，钱学森就接到电话，提醒道：“钱先生，请坐车，务请注意安全。”不言而喻，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严密保护。即便是这几分钟的路，也务必请钱学森乘坐为他提供的专车，以保障他的安全。

在上海，钱学森两度前往母校交通大学看望师友，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10月22日，钱学森来母校交通大学参观。钱学森在彭康校长、陈石英副校长陪同下参观了学生宿舍及实验室。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举行茶话会，欢迎钱学森归来。

10月25日，钱学森又应邀再度回母校交通大学与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3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座谈会由陈石英副校长主持。会上钱学森以亲身经历及回到祖国的感受，认为祖国科技发展有无限广阔的前途，还介绍了他近期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

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乘坐火车前往北京，从此定居。不过，钱学森常常来上海，因为他领导的“两弹一星”的许多项目在上海研制。(www.xing528.com)

作为“实现卫星上天”的第一步，是“发射探空火箭”。钱学森指出，先放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可以为研制运载火箭和放卫星积累经验。1959年5月4日，钱学森主持了“和平1号”探空火箭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箭上仪器、结构设计、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问题作了具体安排。紧接着，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总工程师王希季和副院长杨南生主持下，开始着手制造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上海南汇老港镇东进村被选中作为探空火箭的发射基地。

1960年2月19日，“T-7M”探空火箭竖立在东进村的简易发射场，准备发射。下午4点47分，“T-7M”火箭点火发射，一举成功！1960年4月18日，聂荣臻副总理在张劲夫、钱学森的陪同下，到上海视察“T-7M”探空火箭主发动机热试车。当时，上海郊区机场旁的一个过去侵华日军遗弃的废碉堡，被用作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冒雨站在这个碉堡外，通过观察窗观看发动机的点火和试车。钱学森当场发表讲话：“中国人不比美国人差，我们在美国初期干的时候，也和这次差不多。中国人不必自卑。”

就在“T-7M”探空火箭发射成功3个多月后，1960年5月2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市新技术展览会，饶有兴趣地在保密馆里参观了“T-7M”火箭。毛泽东在听取了关于“T-7M”火箭的介绍之后，问道：“火箭能飞多高？”技术人员回答说：“能飞8公里。”毛泽东高兴地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他鼓励火箭研制人员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毛泽东接着还说，“搞它个天翻地覆！”

1955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左一为钱学森，左二为殷宏章

正是由于有了“T-7M”火箭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在钱学森领导下，从此“搞它个天翻地覆”。为了纪念第一枚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1997年11月4日在上海南汇火箭发射原址建立了纪念碑。

上海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半壁江山。钱学森不断前来上海指导研制工作。1979年2月23日，我正是在上海延安饭店，第一次应约访问钱学森，从此与钱学森有了许多交往。也正是由于那些交往，促使我完成了长篇传记《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