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中国诗歌史简明教程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诗歌

魏晋南北朝约起自东汉建安时期，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的统一而结束。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南北分裂的态势之中，是继战国之后的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也是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又是中国诗歌发生巨大变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为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强调抒发个人感情和内心体验。在文学自觉的潮流中，对诗歌的体制和风格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形成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等重要理论观点。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以及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对用典和对偶的讲究，都表明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清晰的认识和自觉的实践，这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诗歌是典型的乱世诗歌，敏感的诗人在动荡的时局和战乱的烽烟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舛、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体力量的渺小，从而形成了诗歌中的悲剧性基调，以及无可奈何的旷达，甚至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溺声色。在这种情况下，诗歌创作形成了一些具有共同倾向性的主题，如生与死、游仙与隐逸等。生死主题本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生死主题主要是喟叹人生的短促、死亡的永恒和无法避免，诗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对待生、如何看待死的问题。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陶渊明《拟挽歌辞》）当生死问题陷入哲学思辨和议论时，就形成了东晋的玄言诗。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紧密相关，主要是畅想神仙世界，企盼长生，以期对现实苦难的规避和超越。如曹操的《气出唱》，曹植的《游仙》、《升天行》和《仙人篇》，以及张华、何邵的《游仙诗》等，已经构成了游仙系列。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咏唱隐逸生活的诗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诗歌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典型代表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诗歌较之汉朝诗歌更有特色。就诗歌的主题而言，魏晋南北朝诗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成为诗歌的真正主题。就诗歌的题材而言，魏晋南北朝诗歌不仅仅抒写传统的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人生际遇、同时面向异彩纷呈的现实世界和精神生活，面向与道相通的自然山水。就诗歌技法而言，魏晋南北朝诗歌确立了声律的理论规范，并形成了使用典故的作诗传统，丰富了诗歌的修辞技巧。就诗歌体裁而言，四言诗逐渐式微，五言诗则在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强化诗人个性的基础上取得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七言古诗也在这一时期萌芽，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同时，这一时期的民歌内容丰富、风格清丽缠绵与刚健豪放并举。就诗歌史意义而言，魏晋南北朝诗歌奠定了文人诗歌的新传统。

建安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汉代的一统宣告结束，诗人从僵化凝固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以积极进取、求实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达济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又感受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等，不免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省思。建安作家以“三曹”为核心，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也有人称作“建安风骨”，刘师培则把建安文风具体概括为清峻、通侻、骋次、华靡四个方面。（《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正始时期黑暗的政治恐怖，使诗歌失去了建安时代鲜活明快、梗概多气的特点，代之以沉痛委曲、隐蔽曲折的风格，又在玄学的影响下，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哲理化的倾向和老庄清逸淡远之美，代表诗人是阮籍和嵇康。两晋诗歌以太康、元康年间的繁缛诗风为主流，代表诗人是陆机和潘岳。但西晋的左思和刘琨却注重内心情感的真实抒发，形成了不事雕琢、慷慨刚健的诗风。两晋之交，郭璞的游仙诗健步诗坛。东晋以来，玄言诗大行其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陶渊明为玄言诗画上句号，以清新自然、平和淡泊的田园诗为文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园囿，成为中国田园、隐逸诗人之宗。南北朝时期，诗歌新变迭出。南朝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等相继登上诗坛，涌现出了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大诗人。北朝的庾信集南北诗风之大成。南、北朝民歌又各以清新纤丽和刚健激越的鲜明风格绽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