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中国诗歌史简明教程

第三节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在汉乐府民歌中，反映爱情婚姻问题最成功的作品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

一、《陌上桑》

《陌上桑》属于相和歌辞，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后来被陈朝徐陵辑入《玉台新咏》，名为《艳歌罗敷行》。《乐府诗集》则题为《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著名的叙事诗，叙述了采桑女罗敷拒绝使君调戏的故事，采用喜剧手法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同时塑造了一个不慕权势、不畏强暴的坚贞美丽的农家女子形象。全诗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描写罗敷惊人的美貌：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作者从生活的环境、所用的器物、所梳的发式及所著的衣服落墨，拉开了田园牧歌式的帷幕。初日之下，桑林之中，罗敷的盛装出场引起了喜剧性的效果：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诗歌运用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通过旁观者见到罗敷时的神态举止渲染了罗敷的美：路人看到她，放下担子捋着胡须注目而视；少年人看到她，脱下帽子戴上帩头，想引起她的注意；耕者忘记了身边的犁，锄者忘记了手中的锄……各种人都因罗敷而神魂颠倒，罗敷有多美！不直接写美的形象，而写美的效果，引导读者凭借想象去“再造”一个罗敷，这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这段描写渲染出生动活泼的喜剧气氛，也为那“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上场作了铺垫。

诗歌接着写“使君”仗着权势强邀罗敷一起回家，却遭到罗敷的断然拒绝。面对强势而好色的太守，罗敷先援引封建伦理晓之以理：“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但这些未必能说服太守。于是，罗敷就向“使君”夸耀自己的夫婿，说他官居要职，才貌出众，令使君相形见绌。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充分显示了罗敷的智慧，令仗势欺人的“使君”目瞪口呆，自惭形秽。罗敷越说越高兴，“使君”自然越听越扫兴。“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这幕喜剧就在充满胜利感的哄笑声中结束了，把“使君”狼狈而去的丑态留给读者去想象。在那崇尚权势、等级的社会里，单凭罗敷的几句虚构的言辞未必能够奏效，她的命运终究令人担忧。但这首诗充分调动了民歌中常用的铺叙手法，写得文辞飞动，酣畅淋漓。诗歌语言清新活泼，字里行间含蕴着一种幽默俏皮的情韵，千百年来传诵不绝。

二、《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高峰，也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成就。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有小序：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可知故事发生在建安末年，叙述的是一出因封建制度造成的婚姻悲剧。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个善良、美丽、聪明又勤劳的女性，“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尽管她日夜辛苦劳作，且同焦仲卿感情深挚，仍得不到偏执顽固的焦母的接纳，迫不得已，遂自求遣归：“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女子出嫁后被婆家遣归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她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让焦仲卿为自己争得些做人的权利。无奈生性懦弱的焦仲卿不敢违抗母命，却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还必相迎取”。兰芝明白仲卿的深情厚意，也清楚婆婆的凶残，知道事情不可能扭转，于是提醒说：“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奉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临别之夜，二人彻夜难眠，依依惜别：(www.xing528.com)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具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遣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检点旧物，抚今忆昔，不胜感慨。名为留待新人，实望仲卿睹物思人，给自己留点希望。这一细节既见深情，又见苦心。同时兰芝的性格又是坚强自尊的，尽管被夫家离弃，临走时也不失体面：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当。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出于自尊，她抑制着内心的痛苦郑重妆扮。在辞别焦母时，面对依然“怒不止”的婆母，兰芝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语含双关，又不失分寸。对小姑却是“泪落连珠子”，情深意浓，绝无芥蒂：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兰芝回到家后，面对母亲的“大悲摧”，只简短的一句话“儿实无罪过”，并不过多诉说自己的委屈和痛苦。对于之后的县令、太守求婚，兄长逼婚，兰芝此前就已经与仲卿说过：“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身为被弃女子，寄身篱下，她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估计。对于兄长的要求，她回答说：“处分适兄意，哪得自任专？……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既无哀求，也无抗争，有的是大智大勇者的沉着冷静。兰芝实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仲卿闻变赶来，重申盟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两人约定“黄泉下相见”，决心结束年轻的生命表示反抗。就在太守迎亲的那天，兰芝毅然“举身赴清池”，仲卿得知兰芝死讯，也“自挂东南枝”，双双殉情而死。诗篇的结尾时一段美丽而富有神话色彩的描写：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是人们用幻想的形式对这对青年男女的赞美。诗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是一篇赞歌。歌颂了忠于爱情的美好心灵，更歌颂了为维护爱情而对封建势力的大胆反抗。

《孔雀东南飞》代表了汉乐府诗的最高成就，历来已有定评。

其一，《孔雀东南飞》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它用刘兰芝、焦仲卿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这首诗以鲜明的爱憎，着力鞭挞了封建制度对青年一代、特别是年青女性的迫害。诗中的焦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兰芝所以被她视为仇雠，就因为在她的眼里，“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是一个俯首贴耳听从摆布的可怜虫。也正是凭藉封建家长的地位，她才得以乱施淫威，颐指气使。因为“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礼记》），这种极端荒唐的谬论，在当时是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因此，刘、焦之死，正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而一心攀附高门的刘兄，“诺诺复尔尔”的媒人，以及那些太守、县令，无一不是这场祭礼上的鼓吹手。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制度的吃人本质，正是这篇长诗的主题所在。

其二，《孔雀东南飞》有突出的艺术成就。它巧妙地运用个性化的对话、细节描写、环境渲染和抒情等手法，塑造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诗篇着力刻画了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家长的清醒认识，成为文学史上最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之一。兰芝不仅爱得深沉、执著，以封建时代的人格理想论，她的推己及人、深明大义，无愧于仁者；审查形势、明辨是非，无愧于智者；忍辱负重、自尊自持，无愧于勇者。面对严酷的封建礼教，她敢于争是非曲直，自求遣归，直至以死抗命，是一个不容于世俗礼教的叛逆。其它如焦仲卿的忠厚懦弱又笃重爱情，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的趋炎附势，无不个性分明，各具面目。

其三，《孔雀东南飞》有复杂的结构。它的故事完整，叙次井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性格、以及人物活动的情景都交代得有头有尾，因果俱备。整个故事从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同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一是坚贞不渝的爱情。前者直接导致了悲剧的结局，后者则以兰芝、仲卿的死深化了反封建的主题，两条线索紧密交叉，融而为一。诗篇开始借兰芝之口揭露了和焦母的矛盾，紧接着以焦母逼儿离妻突出了焦母的暴戾专横，反衬出兰芝的无辜。而后又着意描写夫妻离别、大道盟誓，渲染两人的恩爱之情。最后通过阿兄逼婚、相约殉情的情节把故事推向高潮。全诗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又以“鸳鸯对鸣”作结，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