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离骚》：中国诗歌简明教程

第二节　屈原和《离骚》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

一、屈原的生平及作品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其祖先屈瑕，乃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姓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迄今无定论。据《史记·屈原列传》，当生于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为“楚怀王左徒”，又曾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外交方面卓有建树。但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竟听信谗言而疏远他，进而被流放汉北。《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屈原遭流放，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愤于受张仪之骗，两度伐秦均遭失败，自己也客死秦国。公元前298年，顷襄王继位，奸佞当朝，屈原又被放逐于江南。这时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顷襄王逃往陈城。目睹祖国沦丧，人民遭殃，屈原万分悲愤，绝望至极，遂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其时传说是农历五月五日。

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胸中郁积了深重的悲愤和对宗国无尽的思念，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他出于宗族感情，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主张联齐抗秦。这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屈原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然而现实的困厄，抱负的落空，让他充满了哀怨和愤激之情，借诗歌倾泻出来。他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印证了坚贞不屈的悲剧性一生。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二十五篇，但未列篇名，后世学者争论颇多。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的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二十五篇之数。这可能是本于当初刘向的校订。又有《大招》一篇，王逸既谓“屈原之作”，又称“或景差之作，疑不能明也”，持两可态度。朱熹《楚辞集注》断《大招》为景差的作品，也认为屈原的作品共二十五篇。但有学者考证，《远游》、《卜居》、《渔父》是后人的作品。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是屈原的作品，无可疑者。《九章》中虽有篇目疑为后人拟作，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招魂》一篇，王逸说是宋玉所作，但《史记·屈原列传》记为屈原作品。这样，在王逸《楚辞章句》的目录中，除去《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其它二十三篇基本可以认为是屈原作品，奠定了屈原崇高的文学史地位。

二、不朽的杰作《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五百九十字。关于《离骚》的题意，历来有多种解释。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他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解释。二者相较而言，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更为合理。因司马迁毕竟距离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或“离忧”之语，其中的“离”字都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楚怀王之世，当屈原遭谗被疏之时，即屈原壮年时期。《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言而被怀王流放汉北，“屈平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忧思而作《离骚》”。此外，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等均持此说。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寄寓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思想，体现了诗人深沉执著的忠君爱国之情，塑造了一位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歌中的香草、美人既反映了楚文化的个性魅力，又是对诗歌的象征手法的开拓。

其一，《离骚》寄寓屈原“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战国七雄争霸，秦、楚一度势均力敌，时有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之说（《战国策·秦策四》）。然而屈原正值怀王之世，楚国已是内忧外患，日趋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出于炽热的宗国感情，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离骚》首先自叙了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美好的日子，因此具有“内美”，又重“修能”，勤勉不懈的坚持自我修养，其目的在于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诗人的理想就是把楚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

其二，在对“美政”理想誓死不渝的追求中展现了诗人深沉执著的“爱国”和“忠君”情感。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的宗国。在朝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力图振兴楚国；即使被疏后仍然心系君国的前途命运，而把个人的进退、生死置之度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司马迁说：“虽流放，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离骚》中，有不少“心系怀王”的句子，如“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还用了一些男女爱情的比喻，如“怨灵修之浩荡兮，不终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以这种男女关系的不和谐来比喻君臣的疏远。根据中国传统习惯，弃妇的哀怨是以对夫君的忠贞为前提的，所以，这些诗句可以解释为屈原对国君的忠诚。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忠君爱国之情体现于对楚国现实的密切关注，从振兴楚国的立场出发，反复规劝楚王效法“前王”、“前圣”，洗去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对于自己，“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屈原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不能为国家的振兴做贡献。对于楚怀王，他担心“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致“美人”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www.xing528.com)

其三，《离骚》为塑造了一位坚贞高洁、独立不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从这些香草、装饰和“虽体解吾犹未变”的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忠于理想、奋发自励、坚贞不屈、洁身自好的高洁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是其高洁人格的外在显现。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即使处境维艰，屈原也誓死不渝的坚持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的鼓励下，屈原才能对楚王及腐败的佞臣集团展开尖锐的批判：“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进而抒发了她不与奸佞谗邪同流合污的的坚强决心：“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然而他的“独好修以为常”的“绝世之行”不免造成离群之忧，“俊彦之英”易陷落寞之境。超群脱俗的诗人不为人所理解，就难免要产生孤独之感：“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了“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情操。《离骚》所刻画的抒情主人公的高洁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象征。

其四，“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也是《离骚》的突出特色。“美人”意象，或比喻君王，或借以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屈原是自拟弃妇而抒情，所以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屈原在现实中遭到昏君佞臣两者的排斥，无以排遣心中之愤懑，他只能寄希望于仙界。在灵氛“两美必合”的鼓励之下，他继续“上下求索”的“求女”历程。一次次的求女不遂，是屈原现实遭遇在诗歌中的投影。因此，求女在诗中应该理解为对明君贤臣的向往，也表现了屈原虽在绝望之中仍不放弃对政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如“江蓠”、“辟芷”、“秋兰”、“宿莽”、“申椒”、“菌桂”、“杜衡”、“芳芷”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诗歌蕴藉而又生动。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创造的，也与楚文化密切相关。《九歌》是巫术祭歌，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恋爱的成功来象征祭祀的成功，而人神交接的艰难，又使《九歌》充满悲剧色彩；香草作为献祭或巫觋取悦神灵的饰物，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蕴含着宗教的注重暗示性。屈原显然是熟悉楚地民间祭祀文化的，民间文化中这些成熟的文学意象，必然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扬，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诸如“灵修美人”、“善鸟香草”、“高冠奇服”等，都已不只是喻体或起兴之物，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或蕴含艺术趣味的某种意象。司马迁评曰：“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列传》）

其五，《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离骚》借鉴和吸收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将二者完美结合，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对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也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解释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污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地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感。更令人赞叹的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正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所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张开想象的翅膀，飞腾于九霄，与风雷结伴，共凤鸟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却始终深深地眷恋着满目疮痍的宗国永不改变。这“变”与“不变”的交织，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体现。

此外，《离骚》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又对楚地民歌加以革新提炼，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韵散结合、灵活多变的新诗体，即楚辞体。楚辞体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辞藻华美，对偶工巧，中间以“兮”字协调音韵，较之《诗经》，“其言甚长”（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助于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同时，《离骚》在双声、叠韵、重言的运用，方言入诗，对偶工巧等方面都做了开拓，展现了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