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楚文化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战国时期，楚国在江、汉流域一度拥有“地方五千里”的广袤疆域，这里到处分布着江湖山峦，物产丰茂。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已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是在同中原文化的长期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被称作“南蛮”、“荆蛮”。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更是土著民族的风气。《国语·楚语下》即楚大夫观射父答楚昭王之问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韦昭注：“夫人，人人也。享，祭祀也。”）家为巫史。”可见“民神杂糅”、“家为巫史”之风，向为楚之习俗。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比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其实这种信巫、事鬼、祭神的风俗，不仅盛行于民间，就连楚王也身体力行。如楚灵王，史称“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汉书·郊祀志下》），把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巫文化的盛行对楚国审美情趣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的很多艺术都和祭神有关，充满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楚人服饰也异于中原，“南冠”、“楚服”独具一格。《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观于军府，所见楚囚钟仪即“南冠而絷”。吕不韦为异人游说华阳夫人，知她是楚人，特使异人“楚服”而见，以讨欢心（见《战国策·秦策二》）。楚国的官制也很特别。如“令尹”、“左徒”、“莫敖”、“连尹”之类，都是特有的官名。《论语·公冶长》邢昺疏：“令尹，宰也。”又说：“楚官多以尹为名，皆取其正直也。”楚人操南音，歌南风，其语言、音乐极富地方特色。《左传·成公九年》记楚囚钟仪抚琴“操南音”，范文子赞其“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襄公十八年》记师旷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足以说明楚人的语言、音乐与中原迥异。

另外，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都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展示出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往往还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华丽的表现形式等，都对楚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楚辞”是屈原在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因此它和楚国历史、地理、风俗和很深的渊源。其特点是：篇中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富有浓厚的楚国地方特色。它的内容广泛，形式自由，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屈原首创此诗体，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都是楚人。

“楚辞”这一名称早在汉武帝以前已经出现，《汉书·朱买臣传》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至西汉末，刘向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仿效之作汇编成集，称为《楚辞》。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