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雷莎皇后去世后，门特隆夫人成为法国国王的平民妻子

门特隆夫人

1683年7月30日，玛丽亚·特雷莎皇后死后，法国未被加冕的皇后是“斯卡龙寡妇”（Widow Scarron），这位兼国王私生子家庭教师的门特隆女侯爵，很快地成为国王的平民妻子（1684年1月），也是此后在王朝中最具有个人影响力的人。

如今已很难了解她真正的个性，历史学家们仍为此在争论不休。她有许多敌人愤恨她的晋升和权势；其中一些是写历史的，他们流传下的记载，说她是个自私而诡诈的恶人。然而，在她可以取代蒙特斯班夫人为皇室女主人时（尽管这地位可带给她所有的影响），她却拒绝了，且劝国王回到皇后身边（1680年8月）。那时皇后42岁，比门特隆年轻3岁，是无理由期待她的早殁。由这一点，很明显地显示女侯爵的美德是优于对权势的贪求的。皇后死后，这位女教师仍拒绝为女主人；她以当时的地位冒险去求更高的名位。此刻若称她的美德是野心也不为过；犹如一位仅有美色作终身赌注的谨慎少女，认为一夜春风实不若结婚戒指来得安全些；她这种少女的羞涩绝不因此而容受玷污。当路易娶门特隆夫人时，她48岁；米尼亚尔描述她是位温柔可亲的年长妇女，早已失去诱人的身材。充其量的批评，她对宗教是极为虔诚；说她坏，她也不过是勇敢地下了一次赌注，而且赢了。

她被安置在国王住所的附近，在凡尔赛宫中过着几乎是中等阶级式的朴素生活。宫廷生活“令她厌烦，且她对虚饰也毫无兴趣”。她没有收聚财物，仅拥有的门特隆别墅也不曾再使用、装修过。在他们最后几年，曾记载路易对她说：“但是，夫人，你现在一无所有，若我死了，你将陷于贫困。告诉我，我能帮助你什么？”她为她的亲戚们要求了一些谦虚的宠赐，和一笔为数可观的钱去支持她所喜爱的事业——她于1686年时在圣西尔地方为家世好却缺钱上学的子女设立了一所学院。出于国王而非她的虚荣心，政府为一项没建成的水道工程强征百姓的劳力与金钱，不过以她的名字命名。

在许多方面她表现出是位好妻子。在忙碌的日子中，她一直处于国王与外界间的缓冲地位，在朝臣们的钩心斗角和野心中去维持平静，去迁就一群钻营高位者，像一位慈祥的姑妈去照顾丈夫的孙儿，满足丈夫的男性需求，在他失败挫折时给予慰藉，去取悦这位“王国中最难被取悦的男子”，在他几乎每小时都要做着影响百万人性命的决定的生活里，提供他一个家庭的安静气氛。在她死后的私人文件中有这篇祷辞，很明显是在她婚后不久写的：

主啊，你赐予我现在的地位，我将全心奉献于你的保佑下。赐我美德，作为一基督徒，使我能承受忧伤，使喜悦圣洁，追随于你的荣耀下，并且……帮助国王的救世工作。禁止我私心无止境的激动……噢，上帝，承你的意旨，我将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去实现世间真实的快乐。赋予我这种智慧，和处在你赐予我的这种高位上所必需的其他精神力量；求你赐予我更丰富的才能。从你掌握的诸王中，开放路易的爱心，使我能放入你所意愿的美善；使我能取悦、慰藉、鼓励他，甚而，若要屈于你荣耀下时，使他能知悲哀。让我有勇气告诉他其他人所不敢说的。使我们能处于你的荣耀和爱心里，相爱在一起。赐允我们能不受责难地在你的指引下前行，直到你的降临。

这篇文件可与爱洛绮丝（Héloöse）致阿贝拉尔（Abélard）的任何一封信件媲美，并且我们更可相信如此的祈祷能不受外界的变化而发生力量。或许在这种去改革和引导他人的热望中，有某种神秘的支配意志；但门特隆往后的日子里，证实了她信仰的真挚和褊狭。圣西蒙说：“她找到的是个自认为是传道者的国王，因为他终生信奉的是受迫害的詹森教义（Jansenism）……这指示着她可在国王的心园中，挑选播种最能收益的谷物。”圣西蒙认为她曾鼓励迫害法国新教徒，但以后的研究澄清了她的行为，而一直与她作对的卢瓦才是这种不人道行为的主人翁。一位很少亲近天主教的天主教派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批评她说：

她是一位最有教养，最能关怀别人和观察最仔细的女人。她曾是个新教徒，且曾有段时间热切想改变信仰。她极力反对詹森教徒，同时对牧师中的能者极有信心。世人认为她升高了对宗教的迫害，且怂恿国王废止《南特诏书》，并以她的信件为证。但她的信件已被一位曾是窜改、伪造家的编者所篡改了。[1]

她与当时的费奈隆、塞维涅夫人和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也赞成废止《南特诏书》，但她利用她的影响力（新教徒历史学家米什莱说她经常能成功地）去阻止残忍的宗教迫害。

为避免似是用玫瑰粉饰了画面一般，太罗曼蒂克地理想化了一个女人的倾向，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人对这位女侯爵的偏见如何？圣西蒙公爵的自尊永远无法宽恕这位低微世家的女子高升为法国女主人：

她曾长处贫困，使她心胸狭窄，而感情、内心卑下。因她太受限于出身的环境，使她的感情和思想事实上是经常比为斯卡龙夫人时更差……没有比这低微的出身而能高升到如此光芒的地位更使人不快的事了。

尽管如此的批评，公爵还是从她的缺点中发现了一些美德：(www.xing528.com)

门特隆夫人是个极有才智的女人，她最初曾受此困扰，旋即发展开来，后更因对世间知识的丰富而焕发，借着献殷勤的言行，使她拥有最令人愉快的才智。虽因身份的变迁，但她仍保持往日的善于奉承、谄媚、自得其乐。她往日所见的，也是她所必须具有的钩心斗角行为，使她对这方面有判断力、处理能力和习以为常。无可比拟的谦和，一种不慌不忙的态度，却受人尊重；她虽曾长处于卑微，却养成谦和的本性，更奇妙地助益了她的智能；有着柔和、确切、表达适当、流畅和简短的言语。因为她比国王大了3至4岁左右，她的黄金时代是在能表现雅致的时期——过分纤细地去献殷勤的时日……她以后是装扮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逐渐转成一种令人欣羡的虔诚。她本性并非绝对虚伪，但是情势迫她必须如此，且她好作奇思怪想的本性使她表现出的比实际更虚伪一倍。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作了更有骑士风度的观感；或许他认为对这么一位“口才雄辩又简短”的女性来说许多方面是可宽恕的：

当她吸引了国王注意时，她已不能以青春美丽自诩了；但是她非比寻常地拥有那更持久的诱惑力，对有理智的男性……对一女性伴侣最深深赞赏的……有着一种令人感觉体谅，无尽藏却非过多的理智，温和又活泼的言谈；“一刻都不会被扰乱的安静脾气”；她的机智超越了其他女性，且超越了她的性别；这些特质使这位话剧中的丑角——寡妇，成了备获信任的朋友，继而成为欧洲最有权势且最骄傲的国王的妻子。

最后，我们看看在一位被认为不够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眼中，她是位怎样的人：

国王与女侯爵间有种与日俱增的心灵与态度的协调；由于她端庄、温和又认真的美丽，带着罕有的自然赋予的尊严，更合适地取悦了路易。她喜爱思考，犹如他爱荣耀；如国王的慎重、周详中充满着吸引力与高雅，她的言谈中也带着这份迷人，且在她更丰富的想像和教育下，使她更长久的保持着。她有着像国王的强有力和自我追寻的个性，若非她的热情和亲爱，这种个性将会更持久而坚定些。她不若国王的热情，却更持久，国王一直是在友谊与爱恋中只忠实于她；但是她却不曾了解若牺牲她感情中的兴趣或安静，将会带给她什么结果：与路易十四相反的是她对小事物的虔诚，而缺乏对大事物的慷慨……她镇静、思索和理智的个性，不冲动也不幻想，帮助她去坚持了德行。

总之，这位女子必有着许多令人欣羡的特质，能使一位精明干练的国王选她为妻，又信赖地让她知晓国中机密的事务。他经常在她的私人房间和旁听下，接见大臣们；虽然她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和缄默，忙着针织的工作，路易“却时常转向她，询问她的意见”——他是如此重视她的判断，以至于称呼她为“Votre Solidite”（公正殿下）。怀疑论者称她为“Madame de Maintenant”（即现在夫人），因猜想她即将会再结婚，或被其他竞争者取代；相反的，国王直到去世一直是她所深爱的丈夫。

她的影响力与时俱增，且尽其虔敬所能带给她的仁慈。她试着去节制国王的挥霍无度，且分散他对战争的注意力；因此她被卢瓦敌视。她从皇室获得资助慈善事业——医院、修道院，帮助破产的贵族们，为闺秀作嫁。只有优秀的天主教徒能获得她推荐职位。她将凡尔赛宫内装饰的较暴露的画像遮以布幔或藤蔓，把圣西尔女学院改为女修道院，此地从此即与世间隔离。她本人几乎也成了宫廷中的女修士；“封闭的生活方式，孤寂的时日，使人觉得她似乎生活在女修道院中”。

国王起初嘲笑她表现的平静，最后却学着模仿她这方面的谦逊。国王周围的牧师们欣悦地看到他从事宗教仪式的规律，但她却对他了解更深；她说：“他绝不错过一次教会的聚会或圣礼，但他却不了解他对自谦和赎罪观念的需要。”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却已感满足，并恭贺夫人能纠正这曾是反教皇制度的法国国教派教徒。或许是由于1684年后的精力衰退和肛门痔瘘，使他从自觉不可避免的死亡体认中益发虔敬了。1686年11月18日他以阶级意识的勇气承受了一次痛苦的手术。反法联盟曾因他死亡的谣言而一度欢悦。重生后，当他去圣母院（1687年1月30日）谢主治愈之恩时，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为他的复原而游行、欢呼。

伏尔泰说：“国王从那时起，就不再去戏院了。”他早期在位时的华荣的尊严特质，此时却变得有时近乎朴素的严肃了，但是有时还是容许自己过多的睡眠和膳食。初因身体虚弱，继而受门特隆的影响，他减少了宫廷庆典的游行，过着仿如平常人的休闲生活，满足于妻子带给他的家庭气氛中。他在王宫和花园的开支上仍极奢侈，为他的王权骄傲，如他下巴那样地贪求食欲快乐。1686年3月，他允许了一位朝臣，即后来的弗亚德（La Fevillade）公爵奥比松（Franζois d'Aubusson）在胜利地点竖立了一座铸像，题献他是个“不朽者”；但是我们对这事必须附说的是：当奥比松更建议他设置一座昼夜明亮的许愿灯时，国王禁止了他对神性这种不成熟的假想。

由雪沃尔斯公爵夫妇博维利耶、莫特马尔夫人和柯尔伯3个女儿为中心所组成的拥护贵族政治的集团，环绕在国王、王后四周，形成一圈警戒线；他们中有许多人宗教信仰很虔诚，一些人信取了居伊昂夫人的寂静主义，世间闻名的圣歌“Adeste Fideles”即是此时一位不知名的法国诗人的作品。宫廷中的其他人仅表面上迎合国王的新心境。他们舍弃了无谓的活动，常常去望弥撒和聚会地方，而渐较少去剧院、歌厅了（这时很快地就失去了吕里和莫里哀时的全盛期）。狩猎、费钱的宴会、舞会和政治性的牌戏仍继续着，但已不如前了。巴黎的吵闹分子和自由思想分子藏缩着，不耐烦地等候着可期的摄政时期到来时再报复。但是法国百姓们却为他们统治者的高尚品德而欢悦，静静地忍受战争带给他们逐渐升高的赋税和死亡。

[1]比较：雅克·布朗热（Jacgues Boulenger）著《十七世纪》（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20年纽约版，第243页：“事实上她与《南特诏书》废止后的宗教迫害事情无关。”且《大英百科全书》中第14卷第693页a:“宗教迫害和路易十四世用龙骑兵去迫害新教徒对她的控诉是不公正的。”伏尔泰早也对此作同样的结论。（见伏氏著Works，1927年纽约版，第21章a-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