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路易十四时代

帕斯卡的《省区书简》更加强耶稣会教士与主教们的决心，以新教主义的伪装为理由来压制詹森教派，在法国主教的要求下，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发表圣谕，要求全法国的神职人员呈缴如下的具结书：

我诚实地服从教皇英诺森十世于1653年5月31日发布的敕令，其真实的意义亦见于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10月6日的命令中。我承认我乃凭良心服从这些命令；而且我将心口如一地谴责詹森的5项见解的理论，见于他所著的《奥古斯丁》一书中。

马扎然并未强制执行在这张具结书上签字，但在1661年4月13日马扎然死后不久，路易十四发布了在具结书上签字的命令。有一位温和派的教区主教在具结书之前加了一段和缓性的声明文字。由于这样软性处理，阿诺德与隐修士们都签了字，并劝告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修女们也同样做。安热利克教长，那时患水肿卧病在床，拒绝签名，一直坚持到她于1661年8月6日去世为止，终年70岁。帕斯卡与他的妹妹雅克利娜也同样拒绝。雅克利娜那时已是修道院的副院长，她说：“既然主教们只有女孩子的勇气，女孩子就应有主教的勇气。”最后所有活着的修女都签名了，但雅克利娜一直抵制到她力竭去世（10月4日），终年36岁；帕斯卡在不到一年后亦去世。

但这时路易又拒绝附加在具结书上的那段和缓性的前文，坚持修女们应在没有任何附言或改动的具结书上签名，少数签了名的修女们被送到巴黎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但有70名修女，由教长安奈率领，宣布她们凭良心不能在与她们信仰如此相反的文件上签字。在1665年8月，大主教宣布这70位修女与她们的14位俗家姐妹没有资格再领圣礼，并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络。在以后3年中，有一位同情她们的教士翻进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院墙为垂死的修女举行临终圣礼。1666年，萨西、勒迈特与其他三位隐修士被路易下令逮捕，阿诺德化装改容，藏匿在郎格维尔公爵夫人家中，并受她亲自照料。她与其他的贵族夫人关切到修女的状况，并说服路易宽大为怀，因此在1668年教皇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Ⅸ）发布一项新圣谕，其内容相当含糊以致任何一教派均可接受。囚犯们被释放了，遣散的修女又再回到田野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道院的钟声沉寂了3年之后，再度响起来。阿诺德受到路易友善地接待，并写了一本书反对加尔文教派。但尼科尔又写了一本书攻击耶稣会教士。

这段“教会的和平”继续了11年。当郎格维尔夫人死后，和平亦随之而去。路易年事渐高，他早年的胜利变成失败，而他的宗教亦变成一份固执与恐惧。是否上帝因他容忍异端而在惩罚他？他对詹森教派的厌恶及于个人。当有一位冯柏度先生（M.Fontpertuis）被推荐一个职位，路易拒绝他，因为他怀疑那人是詹森教派的，但后来他确定那人不过是个无神论者，遂很快地任用他。他永远不能原谅那些违抗他命令不在具结书原文上签字的修女，为了及早关闭那个他最厌恨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禁止新人继续加入。他向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Ⅺ）请求发表对詹森教派明显的谴责；经过两年的敦促，教皇终于在1705年的圣谕中对詹森教派严词谴责，在那时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只剩下25位修女，最年轻的也有60岁。路易不耐烦地等她们死去。(www.xing528.com)

1709年，66岁的耶稣会教士泰利耶（Michel Tellier）继承夏斯神父成为国王的告解神父，他力催现年已71岁的路易：他的灵魂命运决定于他是否立即而全部地摧毁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许多教士，包括巴黎大主教诺瓦耶（Louis Antoine de Noailles）在内，抗议此举操之过急，但路易一意孤行。1709年8月29日，他派军队包围修道院，军队向修女们出示圣旨，命令她们立刻解散，只给她们15分钟收拾时间。修女们的哭喊亦无济于事，她们被送上马车，被分散到60英里至150英里外各个修道院中。1701年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被夷为平地。

但是詹森教义却苟存下来，阿诺德与尼科尔被放逐到佛兰德斯后死去（16941695年）。1687年一位巴黎祈祷所（Paris Oratory）的教士魁奈（Pasquier Quesnel）在其著作《新约道德的思辨》（Réflexions morales sur le Nouveau Testament）中为詹森神学辩护。他于1703年被捕入狱，不久逃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建立了詹森教派的教会。后来他的书在法国教士中得到多数支持，路易再请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圣谕（1713年9月8日），谴责魁奈的105条见解。许多法国的高级教士均反对这项圣谕，认为教皇已过分干涉法国的国教教会，而詹森教义遂在法国国教派的复兴运动中与之合而为一。到路易死时，法国的詹森派教徒较以前都多。

今天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为什么当时那些如此艰深的问题如神恩、命定说、自由意志等会令一个国家分裂，使一个国王如此激动？那是因为我们忘了宗教在当时的重要性，犹如政治在现在。詹森教派可视为宗教改革在法国最后的努力，是中古时代最后一朵火花。从历史的眼光看来，它是一个反动而非一个进步。但是在几个方面它的影响是进步的。它曾有一段时期为宗教自由而战——但我们不久将发现它在伏尔泰时代比教皇时代更缺少容忍。它限制了良心裁决论的滥用，它的道德热忱是对当时忏悔的放纵政策的一大抵制，有助于维系法国的道德风气，因而在教育上有良好的影响；它所创办的“小学校”是当时最好的学校。在文学上它的影响不但见于帕斯卡，也多少见于高乃依，以及生动地显现于拉辛身上。他是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生与历史学家。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是间接而无意的，它对上帝的观念是神将永恒的苦痛加于大部分的人类——包括所有未受洗的孩童，所有的回教徒与犹太教徒——这个观念也许部分地导致伏尔泰与狄德罗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