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路易十四时代信仰之辩

信仰的辩护

1656年，帕斯卡回到巴黎主持《省区书简》的出版，他余生6年便一直住在巴黎。他并未弃绝现世，在他死的那年他还与朋友在巴黎组织一个定期的马车运输——即现在公共汽车行驶的发轨。但有两件事发生，恢复了他对宗教的虔诚，并使他完成对宗教与文学的贡献。1657年3月15日，耶稣会教士促使太后安妮皇后发布一道命令，关闭修士们开办的学校，禁止任何人再新加入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他们安静地服从命令，学校的孩子，包括拉辛在内，被送到朋友家中去，老师们遣散了。9天以后（正是《省区书简》最后一信发表的日子），修道院里发生了一个奇迹：帕斯卡10岁的甥女玛格丽特（Marguerite Périer），得了一种痛苦的泪腺瘘，从鼻中与眼中都流出恶臭的脓来。一位安热利克教长的亲戚向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奉献一根他与他人都说是耶稣当日所戴的荆冠上的荆棘。3月24日，修女们在严肃的仪式与颂诗中，将这荆棘放在圣坛上，每一位修女挨次吻这个荆棘，其中有一人看见玛格丽特也在会众中，遂拿起荆棘轻触她的伤处。据说，那天晚上玛格丽特惊奇地说她的眼睛不再痛了，她母亲检查她，发现瘘已消失；他们召来一个医生，检查后报告脓与肿皆已消失。这位医生，而非修女们，传出来他亲眼见到一个治疗奇迹。其他7位在先前已知道玛格丽特病况的医生发表一项声明说，据他们判断，这是一个奇迹。教区的官员调查这事，得到同样的结论，并授权在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举行赞美弥撒。成群的修徒拥来看这根荆棘，并吻它；全巴黎的天主教徒赞美奇迹出现；安妮皇后下令不许再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修女迫害，而隐修士又回到“农舍”中。1728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III）提及这件事用以证明奇迹的时代仍存在，帕斯卡刻了一个纹章，上面是一只眼，周围围着一个荆冠，有一行铭文“Scio cui credidi”——“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他现在决定写出他最后的见证，对宗教信仰最精深的辩护，那时他所能做的是把孤立的思想写下，组成一个暂时的，但有力的秩序。然后（1658年）他的旧疾复发，它的严重程度使他无法将这些片断的思维结合成或组成有系统的形式。他死后，他的挚友罗亚纳公爵（Duc de Roannez）及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学者将其遗作编辑出版，题名为：《帕斯卡对宗教与某些其他题目的沉思录》（Pensées de M.Pascal sur la réligion，et sur quelques autres sujets，1670年）。他们害怕帕斯卡留下的这些片断思想会导致他们走向怀疑而非虔信。他们掩藏了怀疑的部分，修改了其他部分，以免国王或教会不悦。因为在那时教会对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迫害已经停止，他们不愿再有新的冲突发生。直到19世纪，我们才得以见到《帕斯卡沉思录》的全部与真正的版本。

如果我们大胆地去分析《沉思录》的源起的话，那我们可将起点放在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学上。当我们倾听帕斯卡时，我们再度感到哥白尼—伽利略的天文学是对传统基督教形式的沉重打击。

人试着在自然完美与崇高的庄严中沉思其全貌，让他把眼光自周围的卑下事物中放开；让他注视那白热的光，像一盏永恒的灯照亮着地球；让地球在其运行的广大圆周里对他不过是一个点；而让他惊奇于这个广大的圆周对在天苍运行的恒星来说不过是一小片。如果我们的视线被阻于此，就该让想像力越过继续往前……所有这可见的世界不过是伟大的自然胸怀中不可辨识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思想能走得如此远——那是一个无限的范围，其中心在任何地方，而其边缘在无可及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能感知的上帝全能的形象，在这种思想中，连想像力亦迷失所往。

接着帕斯卡在其著名的哲学警句中说：“在这个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令我震惊。”

但是还有另一个无限——无限微小，在“不可分割”的原子中理论上无止境的可分性：无论我们将任何东西减缩到如何小，我们不得不相信它还由更小的部分组成。徘徊在无限的广大与无限的微小之间，我们的理性困惑而惊骇了。

那看到他自己的人将被他自己震惊，而且，知觉到他是悬于……无限与空无的两个深渊之间，将会颤抖……并且会更倾向于在沉默中沉思其伟大而非加诸各种假设去探究。因为，究竟人的自然地位是什么呢？对无限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就空无来说，他就是一切，他站在空无与所有的中点上。他无法理解极远的两端，而结束、开始或事物的原则，都隐藏在不可穿透的秘密中；他无法了解他所从来的空无，同样也无法感知他将投入的无限。[1]

因此，科学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假设。科学基于理性，而理性基于知觉，而知觉是实在欺人的。我们的知觉只能作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又加上了肉身短暂的限制。除了理性本身，理性不能了解——道德、家庭或国家，也不能成为其稳固的基础，更不能感知世界的真正本质与秩序，更不能说到理解上帝。人在习俗中，甚至在想像与神话中，都比在理性中有更多的智慧，“人的想像力轻率地得出的结论，为最明智的理性引用为其原则。”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一是那种简单“无知”的大众，他们生活在传统与想像的智慧中（即礼俗与神话）；另一种是圣人，他通过科学与哲学认识他自己的无知。因此，“最合理性的事莫过于否认理性”以及“无视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因为帕斯卡认为宗教寻求理性基础是不明智的。这一点，甚至一切詹森教派的人也试图这么做。理性不能证明上帝，也不能证明永生；因为每项证据都太过于矛盾对立。《圣经》也不能视为信仰的最后基础，因为其中充满意义模糊的篇章，而虔信的诠释者认为基督的预言也许根本另有其他的意义。其次，在《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是喻象的，其表面意义是导致错误的，而真正的意义只有那得到神恩的人才能明白。“我们不能了解上帝的作品，除非我们接受一个原则，即是神希望蒙蔽某些人而启发另一些人。”（这里帕斯卡似乎应用耶和华使法老心肠变硬的故事。）

任何地方，如果我们依靠理性，我们便发现不可理解。谁能了解一个人由物质的身体与非物质的心灵的结合与交互作用？“没有任何事比物质能自觉其自身更难以理解。”那些征服热情的哲学家——“什么物质能做到呢？”人类的天性，如此混合着天使与野兽的成分，表现在心灵与肉体的对立，令我们想到契米拉（Chimera），它是希腊神话中母羊身、狮头、蛇尾的怪兽。

人多像一个契米拉，是一个怪物，一个巨魔，一片混乱，一个矛盾，一个非凡的东西，他是一切事物的裁判，是地球上的柔弱体，是真理的保管者，是错误与怀疑的缝制者，是宇宙的荣耀与弃物，谁能解开这一团混沌呢？

人在道德上是一个神秘。人表现或隐藏着每一种罪恶。“人只是一个伪装，一个说谎者，一个伪君子，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所有人自然地彼此憎恨，世界上找不到4个朋友。”“人的心是如何的空虚，他的排泄物反而充实得多。”而人是无底的、永不餍足的虚荣！“我们永远不会到海外旅行，如果我们以后没有机会告诉别人……我们会快乐地丧失性命，只要日后有人谈到……甚至哲学家也期望有崇拜者。”但这也是人的伟大处：从他的罪恶、他的恨意与他的虚荣中，他发展出道德与法律的规条，以控制他的罪恶，并从欲望中发展出爱的理想。

人类的痛苦是另一个神秘。为什么宇宙花了这么长时间产生的一个种族如此敏于感受快乐，而每根神经如此易于感受痛苦，在每一个爱中感受悲哀，在每一个生命中经历死亡？但是，“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道自己是可怜虫”。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2]整个宇宙不需花大力来摧毁他；一个气泡，一滴水足以杀死他。但即使宇宙摧毁他，人仍旧高于那杀死他的，因为他知道他要死了，而宇宙对他的胜利毫无感觉。(www.xing528.com)

这一切神秘没有一个能在理性中找到解答。如果我们只是信任理性，我们势必把自己贬成一个绝对怀疑论者，除了痛苦与死亡之外怀疑一切，而哲学遂成为失败的最佳文饰。但是我们不能相信人的命运如理性所见那样——去竞争、受苦、死亡，产生另一些人去竞争、受苦、死亡，一代接一代，没有目的地，愚蠢地，活在荒谬而多余的无意义里。在我们的心中感觉到这不可能是真的，认为生命与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这将是最大的亵渎。上帝与生命的意义必须由人心来感受，而非经由理性。“人心自有其道理，那是理性不可知的”，我们倾听我们的内心，“将信仰放在感受上”，因为所有的信念，甚至在实际事务上，是意志的一种形式，是注意力与需求的指向（即是“信仰之意志”）。神秘的经验比感官的证据或理论的推论更为深刻。

那么，人的感受给予生命与思想的神秘是什么答案呢？这个答案便是宗教。只有宗教能赋予生命以意义，恢复人性的高尚。没有宗教，我们将日益深陷于心理的挫折与肉身的徒然中。宗教给我们一部《圣经》；而《圣经》告诉我们人从神恩中堕落；只有这原罪才能解释人类天性中奇异的结合，爱与恨，兽性的罪恶和对上帝与拯救的渴望。如果让我们相信（不管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何等荒谬），人开始是拥有神恩的，因为犯罪而丧失，经由耶稣钉十字架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这样我们会找到心灵和平，那是哲学家永远得不到的。那些不相信这个道理的人是要被诅咒的，因为由于他的不相信，显示上帝并没有选择恩典给予他。

信仰是一个明智的打赌，因为信仰不能被证实。如果你赌它是真的，而结果证明它是假的，对你又有什么害处呢？“你必须打赌；这不是随便选择的……你赌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得失……如果你赢了，你赢得所有；如果你输了，你也没有输掉任何东西。那么，不要迟疑，赌吧，赌上帝是存在的。”如果最初你发现难以相信，那么随着教会的礼俗与仪式，好像你已相信那样。“接受圣水的祝福，参加弥撒，以及同类的事情，在一种简单而自然的过程中，你会逐渐相信，并使你催眠”——会使你傲慢的批判安静下来。常常去忏悔并领礼，你会得到解救，并补强你的力量。

我们给予这样一篇历史性的辩护在如此不英雄式中结束，实在是有点不公正的。我们可以确定是，帕斯卡在他相信之后，他表现得不像一个赌徒，而像一个饱经生命忧患的灵魂，谦卑地承认他的智识，他的才华虽令朋友与敌人惊讶，对宇宙来说，毕竟不算什么，而且发现只有信仰能给予他的痛苦以意义，并得到宽恕。圣伯夫曾说：“帕斯卡有病态；我们阅读他时必须记住这一点。”但帕斯卡回答说：谁是没有病态的呢？让那些完全快乐的人拒绝信仰，让那些满足于生命的意义不过是从卑污的出生到苦恼的死亡的一条无望的轨道的人拒绝信仰。

试想一幅图画，一群带着锁链的人全部已被判死刑，每一天都有几个人在其他人眼前被绞死，剩下的人在他们同伴身上看见自己的情景，以悲哀而无望的眼光互相注视，每人等待轮到自己。这便是人类的情况。

我们如何能辩称这种残忍的屠杀便是所谓历史，人除了相信，不管有没有证据，有一天上帝终于会改正所有的错误之外，人如何拯救自己呢？

帕斯卡如此热烈地辩护，正因为他那无法完全驱逐的怀疑的思想，是从他阅读蒙田时得到的，他的自由分子的朋友在他的“世俗年代”影响他的，以及他对于自然界在“好”与“坏”之间存在无情的超然性的觉悟得来的。

这是我所见到的，而令我非常苦恼。我看见事物的每一面，而每个地方我见到的只有含混不确定。自然不向我显示令我怀疑和不安的任何东西。如果我看不见任何神意的迹象，我可以确定自己拒绝信仰。如果我在每个地方都看见表示有一个创造者，那我亦将安息在信仰中。但我看见太多不能拒绝“他”的地方，而使我又太少能够确定的地方：我陷入一个可怜的情境。我会祈祷100次，如果自然界真有一个上帝，那应该毫不含糊地把他彰显出来。

这种深刻的不确定，这种明见事物具有两面性的能力，使得帕斯卡对信徒与怀疑者同样迷恋。这人感到一个无神论者对于罪恶的愤怒的反对，也感到一个信仰者对于善的胜利的确定。他曾经历了蒙田与沙朗知性的怀疑达到卡普辛修道院与圣托马斯的快乐的谦逊中。这种从怀疑深处发出的呐喊，坚决地以信仰抗拒死亡，使《沉思录》成为法国散文中最生动的作品。这是17世纪中哲学第三度成为文学，与培根（Francis Bacon）的冷静扼要不同，与笛卡儿讨好人的亲切不同，而带着一个诗人感受哲学时的感情力量，是以他的心与他的血写出的作品。在古典时期的高峰出现的这部浪漫作品，经过布瓦洛与伏尔泰时期的考验，越过一个世纪，又影响了卢梭（Rousseau）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当时理性时代的黎明，在霍布斯与斯宾诺莎（Spinoza）的时期，理性在一个垂死的人身上找到挑战者。

在帕斯卡最后几年，他的姐姐佩里耶夫人（Mme.Périer）说，他“长期患着病，而且日益严重”。他开始想到“疾病是基督徒的自然状态”。有时他欢迎他的痛苦，因为它使他脱离诱惑。他说道：“一个小时的痛苦是所有哲学家加起来均不及的好教师。”他弃绝每一项享受，过着苦行的生活，用一条钉着铁钉的带子鞭打他自己。他责备佩里耶夫人允许她的孩子抚摸他。他反对她的女儿结婚，说：“婚姻在上帝眼中是和信奉异教差不多。”他也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谈论女人的美丽。

1642年，他带了一家穷人到他家来，像他许多慈善行为一样。当其中一个孩子得天花时，他并未要求这个家庭离开，他自己搬到姐姐家去住。不久他发了病，腹痛剧烈。他立下遗嘱，将半数财产馈赠穷人。他向教士忏悔，并接受了临终圣餐，于1662年8月19日，死于剧烈的痉挛，终年40岁。死后打开他的尸体发现他的胃与肝均有病，他的肠子生了坏疽。据医生报告说，他的大脑“异常的大，脑髓坚实”，但他的头盖骨缝只有一处是正常缝合的，这可能是他剧烈头痛的原因。在大脑皮层上有两处凹陷，“大得好像按在蜡上的手指印一般”。他死后葬在他教区的圣艾蒂安迪教堂（the Church of St.-Etienne-du-Mont）里。

[1]圣伯夫说：“法国语言中，再没有更好篇章以简单而严格的文字描写出这无可比拟的景象。”

[2]L'bomme n'est qu'unroseau，le plus faible de la nature，mais cést un roseau pensant，译按，此即为该句的法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