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礼节与道德水准-路易十四时代的现实与困惑

这是一个礼节严格而道德松懈的时代，衣着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衬衣、长裤，外罩黑色及脚外衣；但贵族阶级的衣着则非常华丽，男人较女人更为讲究，帽子是阔边的大软帽，边缘饰以金线，帽檐斜向一边，插着一支羽毛。路易十四的父亲因光头而戴假发，当时成为时尚，但路易即位后，因有浓密的栗色头发，遂废假发而不用。自1670年以后，他的头发渐稀，于是也戴起假发来。此后欧洲无论法国、英国或日耳曼的贵族一律都是卷发如云，垂及肩膀，使每个男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男人剃须，但唇口留着两撇小须。当时流行粗大镶边的手套。松围颈间的丝巾取代了高及颈项的绉领，紧身上衣也换成了长的绣花马甲，下装则为及膝长裤，裤口以扣子或束带束紧，而外套则前短后长，硬里袖口，饰以花边。根据法律，只有贵族才可以在衣领口饰以金线或镶宝石，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有钱人都办得到。袜子通常是丝织的，男人在跳舞时无一例外地穿着长筒靴。

仕女的衣着较为自由，视各人爱好而不同。仕女们内着紧身花边胸衣，衬出身材；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时代的大圆裙与蓬袖已经不流行了。当时的时装多半有华丽的镶边与鲜艳的色彩，足蹬高跟鞋，头发梳成卷发，饰以发带，缀以珠宝，喷以香水。第一本时装杂志在1672年出版。

礼节是堂皇的，但在衣着华丽、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中，不少粗俗之行为或言词仍然存在，男士们随地吐痰，并随意在罗浮宫的楼梯口小便，幽默有时候是粗鲁而猥亵的。但一般谈话则文雅有礼，即使是讨论到身体与性的问题也不例外。男人从妇女处学到优雅的仪态与谈吐，他们说话清楚明白，带着轻松愉快的态度，面红耳赤地争执是很失礼的。进餐的礼节也改善了许多，路易本人终身是用手抓食的，但那时刀叉已经很普遍了；在1660年以后餐巾成为时尚，宾客们也不再用桌巾来擦手了。

在这个讲究礼节的时代，社会道德水准却并不高，上层阶级的财富增加了，慈善之心却反而降低。道德水准最高的是下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以表现良好的行为，并且怀着“往上爬”的心理。但在任何阶级，理想的人是有“好名声的”的人——不是诚实的人，而是一个名誉好听的人，将良好的教养与礼节表现在良好的言行上，至于诚实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柯尔伯的规定与皇室的侦察，政府机关内的贪污受贿依然大行其道；而政府出卖官职以增加收入的事更是越来越多。社会上富人贪婪，穷人匮乏，因而犯罪盛行，并及于所有的阶级。有些名门贵族的仕女向凯瑟琳·蒙瓦森（Catherine Monvoisin）或布兰维利耶（Marquise de Brinvilliers）侯爵夫人之类的人物求教，她们两人都善于配制慢性毒药；毒药在当时非常盛行，以致需要成立特别法庭来处理此类事件。蒙瓦森的营业包括医药、接生与巫术，她协助一个叛教的教士举行“黑弥撒”，他们的神是撒旦；她为人堕胎、贩卖毒药与春药。她的顾客中包括马扎然的侄女奥林帕·曼奇尼（Olympe Mancini）、格拉蒙（Comtesse de Gramont）女伯爵及路易的情妇蒙特斯班（Montespan）侯爵夫人。1679年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拉瓦森”（蒙瓦森的混名）的活动，结果在资料中发现涉及宫廷贵族人士太多，因而路易下令禁止此项记录发表。1680年拉瓦森被活活烧死。

个人道德中，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容许的。在法律上，同性恋者可以处死刑；一个随时有战争发生的国家不能许可将性本能转移到毫无生育可能的恋爱上。但执行这项法律却发生了困难，因为路易的亲兄弟就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他虽被人不耻，法律对他却无可奈何。两性间的恋爱被视为婚姻之外的调剂，但却不成为结婚的理由，保护与继承财产，是比个人间的情爱更为重要的理由。法国贵族社会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基于财产的安排，所以社会容许姘居、纳妾，几乎每个有能力的男人都有一个情妇，男人吹嘘他们的恋爱就像吹嘘在战场上的英勇一样。如果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别人追求她，会觉得非常寂寞；而许多不忠的丈夫，对于她们妻子的不贞，也只好视而不见。莫里哀剧中的一位人物说：“别地方的城镇里，还找得到比这里更有耐心的丈夫吗？”拉罗什富科的格言便是在这种自嘲的气氛下产生出来的。娼妓如果毫无风格，那就为人所不齿，但像尼农（Ninon de Lenclos）这样的妇女，以文学与机智装点她的皮肉生涯，却能像国王一样有名。

尼农的父亲是一个贵族，自由思想者，善与人决斗。她的母亲是一个自律极严的妇女，却是（如果我们信她的话）“没有感觉的人，她生了3个孩子，从来不去注意他们”。尼农没有正式受教育，但学到不少知识，她会说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也阅读蒙田（Montaigne）、沙朗（Pierre Charron）甚至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作品，受她父亲影响成为怀疑论者。后来她讨论到宗教，使塞维涅夫人大为惊讶，她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需要宗教来指导其言行，这表示他不是一个智力有限，便是一个内心腐化的人。”她在15岁那年（1635年）成为一个妓女，她曾不在乎地说：“爱是一种热情，不涉及任何道德义务。”当尼农的淫乱太过分时，路易的母后安妮皇后下令将她监禁在一个修道院中。据说在那里她的机智与活泼使修女们都喜欢她，她在修道院里过得很愉快，像是度假一样。1657年，路易下令释放她。

她的气质远非普通娼妓可比，不久她的追求者便加进了许多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人物，包括一些宫廷大臣，从作曲家吕里（Lully）到孔代本人。她的羽管键琴弹得很好，并且能演唱，吕里经常到她那里去试奏他的新作品。塞维涅家族的老小三代——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儿子与孙子都是她的裙下忠臣，有人远从国外前来追求她。她曾说她的爱人“从不同我争吵，他们对于我的不能持久很有信心，每人耐心等候轮到他”。

1657年，她开了一个沙龙，邀请文士、音乐家、艺术家、政客、军人到她那去，有时连带邀请他们的妻子，她表现的智力比得上当时任何女人以及大多数男人，使巴黎人大为惊奇，在一个爱神的面孔之下，他们发现一个智慧女神的心智。请听一个严格的评判者圣西蒙如何谈到她：(www.xing528.com)

受到她的接待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她主持的聚会很有意义。那里从没有赌博、纵声大笑、争执或辩论宗教政治问题，而是有着非常优雅的机智以及豪侠情爱的新闻，但是不带诽谤，每个话题都是敏锐的、轻松的、仔细选择的；她本人以她的机智与丰富的知识主持着谈话。

最后路易也对她发生了好奇，他要求门特隆夫人（Mme.de Maintenon）邀请她到宫中来，路易藏在帷幕后面听她的谈话，被她吸引了，便走出来并介绍他自己。大约那时（1677年？）她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妇人。她的诚实与好心为她赢得更好的名声，许多人将大批钱财交给她保管，他们相信她，知道随时可以取出来。那时全巴黎都知道，当诗人斯卡龙（Paul Scarron）因瘫痪不能行动时，尼农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带着许多诗人买不起的滋补品。

她几乎较她所有的朋友都活得长久。年逾九十的老友圣埃夫勒蒙（Saint-Evremond）从英国的来信是她晚年的一大安慰。尼农曾写信给他：“有时我倦于老是做同样的事，我钦佩那个瑞士人，他就是为这个理由而跳河的。”她恨脸上的皱纹，“如果上帝非给女人皱纹不可，他至少应该把皱纹放在她的脚掌上”。在她85岁那年将要去世时，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士（Jansenist）争着为她做临终仪式，她随着他们终于死在教会的怀抱里（1705年）。在她的遗嘱中，她只为自己葬礼留了10个埃库（e'cus，1埃库相当于当时5法郎银币），“这样葬礼可以尽可能地简单”，但是“我请求阿鲁埃（M.Arouet）先生”——她的法律代理人——“准许我留给他的儿子（他现在耶稣会中）1000法郎用来买书”。这个儿子买了书，阅读它们，他便是日后的伏尔泰。

这便是当时法国社会最迷人的地方。将性的激力扩大到心智的激力，女人在美丽以外，又加上智慧，男人自女人处学到了礼貌、良好的鉴赏力以及优雅的谈吐；就这些方面来说，从1660年到1760年，法国是当时文明的顶点。那时候的社会有知识的女人多得超过任何前一时代。如果她们再加上面貌或身段的吸引力、心地的温柔仁慈，那么她们会成为社会上有力的教化力量。巴黎的沙龙训练男人对女性精致的敏感而使女人欣赏男性的智力。在沙龙的聚会中，谈话的艺术发展到以前或以后均不可及的精美程度。人们以言语交换意见，不带夸张与憎恨，而是礼貌、容忍、清晰、愉快与优雅。也许路易十四时代的谈话艺术较伏尔泰时代更接近完美——没有后者那样明辨、机智，但更为基本而友善。塞维涅夫人曾写信给她的女儿说：“晚饭后，我们散步到一个最美的树林里谈话，我们在那里直到六点钟，进行各种的谈话，如此的温柔、诚恳、亲切而愉快……使我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将她9/10的教育归诸这种谈话与社交接触。

在巴黎朗布耶（Hǒtel de Rambouillet）府邸的蓝室（Blue Room）是第一个有名的沙龙，孔代来到这里，其他人还包括高乃依、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Mmes.de La Fayette）与塞维涅夫人、郎格维尔公爵夫人以及蒙庞西埃小姐。在沙龙里，这些“名女人”建立起行为有礼、言语文雅的规矩。后来投石党作乱，沙龙的聚会中断了，朗布耶夫人搬到乡下去，日后她的沙龙虽再度为法国的天才开放，而莫里哀的剧本《可笑的名女人》的首演（1659年）却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第一个著名的沙龙便在1665年朗布耶夫人去世后结束。

其他的沙龙仍旧继续这个传统，在萨布利埃夫人（Mmes.de La Sablière）、朗贝尔夫人（Marquise de Lambert）与斯屈代里夫人（Madeleine de Scudéry，16071701年法沙龙文学代表）的家中都有著名的沙龙。斯屈代里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小说家，而人们到萨布利埃夫人家中不只因为她美丽，也因为她爱好物理、天文、数学与哲学。在这些沙龙里培养的女智者，是莫里哀1672年剧本中嘲笑的对象，但是每一个讽嘲仅是一半真理，在他冷静的时候，莫里哀或许会承认妇女也有权利与男子分享当时的知识生活。因为只有法国的女人，甚至比起法国男性的作者与艺术家来，更有资格称得上是法国文明的冠冕，是法国历史上特殊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