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法国最著名君王及其成就与困境

路易十四可说是法国最著名的君王，但他仅有1/4的法国血统。他的母亲安妮皇后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玛丽·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是意大利人，因而他习惯于意大利式的艺术与恋爱，西班牙式的虔诚与骄傲。日后，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菲利普三世之处，远多于其祖父法国的亨利四世。

他生于1638年9月5日，初生时他被称做“天意”（Dieudonné），也许法国人真相信他的生父路易十三如不靠天意绝对活不到做父亲的时候。父母亲的离异、父亲的早死、再加上投石党长期作乱，对年幼的路易十四都有很大的影响。安妮皇后与马扎然在应付一连串的权力斗争中常常把他忽略，在王室的逃难中，他也尝到了贫穷的滋味。没有人关心他的教育，他的教师们只着重于向他强调法国是他承袭的财产，他的统治权是神授的，他只需对上帝负责。他的母亲曾给他天主教教义与信仰的训练，这在日后他厌弃荣耀、热情消失后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圣西蒙（Saint-Simon）曾批评路易“几乎没有人教他读和写，对于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其他常识亦一无所知”，这几句可能是圣西蒙的夸张，不过路易的确对书本没多大兴趣，但他奖励作家，并与莫里哀（Moliére）、布瓦洛（Boileau）、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等著名作家保持友谊，显示他对文艺的尊重。日后他遗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历史，他说：“通晓历代大事，将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参考。”路易的母后不仅训练他养成良好的仪态，并教导他幽默感以及骑士风度，他也处处表现出这些良好的教养，虽有时不免被无餍的权力欲所遮盖。他是个严肃而柔顺的青年，看起来似乎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但马扎然却知道路易的资质可以成就“四个国王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伊夫林（John Evelyn）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巴黎寓所中看到这位年方13的君王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中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路易亲政后，本可自马扎然手中收回大权，但他尊重这位首相的老谋深算，故继续由马扎然掌理大权达9年之久。然而马扎然死后，他坦白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曾询问路易，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以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人民崇拜他那优美的相貌。1660年，一位眼光精明的人拉封丹看到他时曾说：“你们认为世上哪些君主有如此美丽的身段与优雅的面貌？我想不会多的。当我见到他时，我想像中已见到高贵本身的体现。”路易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高些，他身材强健优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舞跳得好，潇洒健谈，是那种令妇女注目而倾心的人物。一直对他没好感的圣西蒙公爵曾写道：“如果他只是一个平民，他也有本事制造同样多的恋爱事件。”但这位公爵也得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已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至全法国，由法国传至全欧洲：

从没有人像路易十四那样以优雅的风度施与，而这种优雅更大大增加了他的恩惠的价值……他从不说任何粗鲁的话，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应予责备或纠正，那也许是他过分礼貌而绝非他的怒气或严峻。没有人像他那样天生有礼貌……对女士们他的礼貌更是没人比得上的，即使走过最卑微的妇女面前，他也会脱帽，甚至女仆也不例外……他与女士谈话时也取下帽子，直到离开她们才再戴上。

他的心智并不像他的风度那样高明，在深入判断人方面，几乎可媲美拿破仑（Napoleon），但智力方面则比不上恺撒（Caesar），在政治家的仁爱与远见上也远比不上奥古斯都；圣伯夫（Sainte Beuve）曾说：“他所有的，不过是良好的见识，在这点上他拥有不少。”圣西蒙说：“他的性情是谨慎温和的，小心翼翼，行动与言语都极有节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也说：“他的心灵远比头脑伟大。”他的注意力与意志力在其盛年弥补了在观念方面的缺陷。他的弱点都发生在他在位的第二段时期（16831715年），偏执使他的心胸日益狭隘，而早年的成就与周围的谄媚使他更为志得意满，他虚荣得像一个演员，骄傲得像一座雕像。当然他的骄傲部分是由为他画像的艺术家有意造成的，而另外却是由于他对身为天子的看法。如果他真要好好扮演这个“伟大的君主”（Le Grand Monarque）的角色，也许他认为骄傲有助于他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个权威的中心，而这个权威中心应该装饰得壮观伟丽。他曾对他的儿子说：“看来我们应该对自己谦虚，而同时又得骄傲于我们所在的地位。”但他极少有谦虚的时候——也许只有一次，布瓦洛指正他在文学方面的错误，他没有动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心平气和地谈到自己的个性，他认为其中最主要一点是他对荣耀的爱好，他好之“甚于其他任何事物，对于生命本身是一种崇高的致敬”。他对荣耀过分地爱好，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他写道：“我们对荣耀感受的热情不是那种微弱的随着拥有它就会冷下来的热情。它的恩宠不经努力绝对无法得到，永远不会令人厌倦，而对那些不能再追求新的荣耀的人，他所拥有的，将变成一文不值了。”

直到他的好荣耀之心最后使他与他的国家走向末路，他仍有值得钦佩之处。他的宫廷都感到他的公正、仁厚、宽大与自制。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能见到他的莫特维尔夫人说：“在这一方面，历代所有的君主都赶不上他。”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事亲至孝，即使公务繁忙，每天他都去探望母后几次。他爱护他的子女，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教养，不论他们是由谁而生的。他对个人似较国家有更大的同情心，他可以向毫无抵抗力的荷兰宣战，并下令夷平巴拉丁（Palatinate），但他哀悼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Ruyter）之死，因其曾败于法国海军之手。而路易十四对去位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的皇后与儿子的同情，也使他卷入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中。

他似乎认真地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也乐意自《新约》、《旧约》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在他为儿子做指南而写的回忆录中指示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惟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功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法国人民似乎并不反对这种意见，那是亨利四世有鉴于社会混乱而提倡出来的。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而有着一种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感到一种集体的骄傲。他们只知道，没有王权，国家又将回复到封建割据与敌对中去。经过黎塞留的个人独裁、投石党的犯上作乱、马扎然的中饱私囊，法国的中下层阶级反而欢迎一位“合法”统治者的集权领导，因为他似乎能保证秩序、安全与和平。[1]

路易十四认为他的绝对君权不容任何侵犯。1665年，当巴黎议会想要讨论他的某项诏令时，他听到这消息，从文森赶回来，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地走进会议厅，向议员说道：“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巴黎议会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的枢密院（Conseil privé）所取代，并一直在国王的控制之下。

政府中贵族地位显著地改变了，他们以华丽的衣着为宫廷与军队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占有行政职位。路易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Versailles），成为王室的贵宾。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则将失宠于国王。贵族们是免税的，但在危机时，国王要求他们得赶回各自的城堡，组织各自的侍卫，并率领他们加入军队。单调的宫廷生活使这些贵族乐于战争，他们是只会花钱而不事生产的人，但由于出生于贵族家庭，故都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禁于习俗，他们不能从事商业或财经事务，但他们对于经过他们领地的商旅得抽取通行税，也可以自由向银行借贷。贵族的领地由佃农们来耕作，他们缴纳部分的作物，并供给各种服务与税款。贵族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与慈善。有些地方的贵族做得不错，并得到农民的尊敬；有些则住在宫廷，与领地的人民甚少接触，亦无从建立良好的关系。路易禁止贵族之间的私战，并且曾一度禁止决斗，这种私人决斗风气在投石党为乱期间恢复盛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格拉蒙（Gramont）估计在9年间（16431652年），约有900人死于决斗。那时私战盛行的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内部的黩武侵略的气质转而向外的发泄。(www.xing528.com)

路易偏向于选择中产阶级的领袖担任政府实际的职位。这些人按其才干升迁，是国王可以信赖的绝对王权政策者。行政事务主要由3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国王亲自主持，他们搜集资料、提供建议，而由国王作最后的决定。国务会议（Conseil Détat）由4人至5人组成，每周集会两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Conseil des Finances）总理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亦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今天我们会认为如此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压制民意的，即便如此，也较先前地方上的寡头政府或封建领主的统治开明得多。当166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奥弗涅（Auvergne）地区调查当地领主滥用权力时，地方人民欢迎这次调查，因为这使他们自独裁领主的手中得到解放。当他们看到一位“大老爷”（grand seigneur）为谋杀一个农民而被砍头时，不禁大为欣喜。其他的贵族也因恶行或残暴而受到惩罚，由这些事件，可见国君的法律已逐渐取代封建法律。

路易修订法律，一方面配合贵族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之合乎秩序与逻辑。因此，《路易法典》（the Code Louis,1667—1673年）在法国一直沿用至《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1804—1810年）。《路易法典》的确优于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2]以来的一切法律，“对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贡献”，并且在巴黎成立一个警察系统以对付都市中的罪恶与污秽。勒内（Marc Rene）即达尔让松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总监21年之久，为这个难为的职位留下一个公正能干的良好记录。在他的监督下，巴黎的街道经过整修清扫，装上5000只照明灯，市民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些方面巴黎均为当时全欧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蛮与独裁的条文合法化：政府派出大批线民散在国内，窥探人民的言语与行动，国王或大臣可以出具秘密命令随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经审讯而被监禁数年，甚至连被捕的原因亦不得而知。法典中禁止对巫术的指控，虽然终止对亵渎神祇处以重刑，但仍保留使用刑讯以取得囚犯的口供。有不少罪犯的刑罚是被送往战船上，那是一种大型低矮的船，由带上脚镣的罪犯摇桨，每15名犯人划一支长10英尺的桨，他们听取一个狱监的指挥，齐一动作；除腰间一条缠腰布，他们别无其他衣着；头发、胡须、眉毛，全被剃掉。他们的刑期很长，而且可能由于抗命而任意延长，有时甚至在刑期届满数年之后仍不得释放。他们惟一的轻松时期是船靠岸时，他们可以带着锁链上岸买些小东西或向人行乞。

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所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惩罚任何人。1674年，他曾下令在凡尔赛宫周围五里内所有被发现与军人在一起的妓女都将割去耳朵与鼻子。他有时很人道，有时也很严酷，他对他儿子说：“某种程度的严峻，即是我对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宽大的政策会带来无数的罪恶。国王一旦在他的统治上显示软弱，权威将会瓦解，而和平亦随之破坏，遇事总是下层人民受罪，人民将受到无数小型暴君的压迫，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

他的确尽责地从事他所谓的“王者的事业”（le métier de roi），他经常从他的大臣那里听取详细的报告，是全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不反对大臣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见解，并且有时他听从他们的意见、与臣下经常保持友善的关系，只要他们随时记住他是君主。他曾对沃邦（Vauban）说：“请你们不断告诉我你们心里的意见，如果我不常接受你们的建议，请不要气馁。”他对每件事都注意到：陆军、海军、宫廷、家务、财政、教会、戏剧、文学、艺术。他在位的前半期，虽有忠心能干的大臣辅佐，而主要的政策与决定，综合政府各部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都由他亲手制定，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

王者的事业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侍候，但亦却事事为人所注目。每天早上起床后，望弥撒、进早餐，然后前往会议室，大约午间1时自会议室回来，吃一顿丰富的午餐，通常独自在一张小桌上进餐，旁边环绕着宫臣与侍者。饭后，通常由他的宠侍陪同着，在园中散步或出外行猎，散步回来，他又花三四个小时在会议室中。晚间自7时至10时，他参与宫中的娱乐、音乐、牌戏、撞球、舞蹈、会客、舞会，甚至调情。在这一切日常生活的各阶段中，“任何人愿意，都可与他说话”。虽然很少人这样做。他曾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均有自由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晚间10时，路易与其子女和孙子进正式晚餐，有时皇后也在座。

全法国都知道国王是如何勤奋地参与政事，每天七八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这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他在位54年之内，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即使卧病在床亦复如此。他参与会议均经详细准备，“决不凭一时冲动作决定，非经商讨亦绝不遂作决定”。他选择辅佐亦极有眼光，其中有些人如柯尔伯是从马扎然时代留下来的，但他均能留住他们，通常直到他们去世为止。他待他们极有礼貌，并给予适当的信任，但并不放松监察。“当我选择一个大臣后，我会在他最料不到时走进他的办公室……以这种办法我学得不少东西，对我大有助益。”

不论是否由于权威与领导的集中，亦不论是否因为所有统治大权均握于一人手中，法国在那段时间政治优良，国势亦蒸蒸日上。

[1]路易十四的《备忘录笔记》（Notes pour servir aux Mémoires）始于1661年，其间断续记载一直到1679年，那时他又加上“对于作为一个国君的感想”，书中除了绝对王权的理论外，尚有不少良好的见识，相形之下，其他哲学家对同样题目的论著则显得枯燥无味得多。这部备忘录显然是口述的，然后经秘书整理成适当的文体。它与同时代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本可读性很高的书。

[2]Justinian I，拜占庭皇帝，主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