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
著名艺术理论家阿诺德·豪泽尔曾在《艺术社会学》中指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和教育阶层都倾向于发展自己的形式语言，用对所有别人来说常常毫无意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周人也不例外，他们可能模仿并继承了商代青铜器的形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保持两者之间的神似。如果他们是有意为之就无须更多解释，但如果是无意的，那么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解释，就应该是由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导致的。
展馆内的《令彝》
英国学者苏利文在《艺术中国》中认为，和典型商代青铜器相比，西周青铜器“看起来制作粗糙，仅就形式而言，显得下沉而沉重，扉棱粗壮并伴有牙状突出。”这种评价似乎略显苛刻了一点。也许他不幸地采用了西周晚期青铜器作为分析样本，因为按照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分析，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确实出现了“粗陋苟简”的迹象。但是这些不高的评语与《令彝》无缘，作为一件铭文清楚表示纪年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它还是“器型制作凝重结实，花纹造型庄严典重”的，仍属“青铜器的鼎盛阶段”（商末周初）。《令彝》高35.3厘米，体量居中，不但具有“扉棱粗壮”明显的特征，而且彝足和彝腹还有大型夔纹组构而成的兽面纹，口沿下还可见精美的双尾龙纹，方形足上还有分尾小鸟纹，在纹饰的表现水平上并不逊于商晚期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令彝》青铜 西周早期 弗里尔与赛克勒美术馆藏(www.xing528.com)
必须承认，今天依然不清楚周人是如何称呼这一类高方器身、有类似坡屋顶的大盖、盖上还有大得夸张的纽，身上密布“扉棱”的青铜器。因为大多数金文中是以“尊彝”代表所有青铜器的，所以北宋金石学者干脆将这类方形酒器都称为“彝”。但大多数后世学者并不认同他们的成果，并执意寻找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名称，相关争论仍在进行中。
很明显，认为“重器”就是比较重的青铜器这一观点是不值得加以驳斥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重器”这一概念仍未达成共识，具体体现在：何谓重器？礼器与重器的具体区分标准？是否真的存在这种标准？尽管这三个问题尚有争议，但很显然，单件的（而非成套的）、铭文较长的（而非很短或根本没有的）、供奉于宗庙中（而非单纯作为明器随葬于墓中）的较大型青铜器是重器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生活于现代背景下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青铜重器在周人心目中的巨大神圣感，这种神圣感真实存在以至于战国时期孟子还苦苦劝导齐宣王攻占燕国后一定不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否则会激起反抗，导致局面失去控制。毕竟，现代国家已不再属于某个人和某个家族，因此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场所的纪念性建筑象征的。但是在西周时期，国家是属于家族的，因此国家的象征就是私人场所——统治家族宗庙中的青铜重器，而《令彝》就是其中最杰出、地位最高的代表之一。
重器不能随便铸造，其上的铭文也不会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内容。首先，周王要在都城的宗庙或王宫下达“册命”，然后赏赐有功的贵族以奴隶、土地、服饰、车马、兵器等，之后才可以铸器并放置在宗庙内。铸成后的青铜器还象征着这一家族的世袭特权，可受到世代子孙的供奉。因此，“册命”的内容往往是青铜器铭文的主题。事实上，《令彝》上的这段14行、187个字的长篇铭文对于研究西周初期的历史是如此珍贵，以致郭沫若等大学者纷纷投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学者们发现了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以及更多的疑点，由此又引发了《令彝》铭文中的一个最大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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