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珍品：湖南青铜器与中原殷墟的对比

铜彩潇湘

众所周知，中原青铜器群以殷墟为代表，湖南青铜器群以宁乡为代表。关于二者的关系，已有无数学者进行过探讨，20世纪后半叶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群的考古发现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三千多年前，铸造青铜器的复杂工艺究竟是始于商的腹地而扩散至四方，还是多元同时发展？殷墟之外具有青铜时代特征的古文化，究竟是商人的殖民地，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方国？如果是后者，那么其与主流商文化又循怎样的轨迹交流？这一疑问自始有之，且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两件象尊对比，上为弗里尔美术馆藏品，下为湖南博物馆藏品

学者们逐渐注意到，湖南青铜器群在一些方面与中原殷墟青铜器类似，但又有自己的固有特征。一部分湖南出土的青铜礼器不但与殷墟类似礼器形制、纹饰相近，而且还铭刻有商人大族族氏之名，见证了商人在当地的文化存在。另一部分，就比如《子母象尊》以及后文要提到的《虎卣》等仿生形器物，则不见于中原，体现着倔强的湖南本土文化特征，映射出商文化和湖南土著文化的并存交融。(www.xing528.com)

那么，湖南青铜器为何呈现上述两种迥异风格？其背后的原因显然不能完全以某位贵族的个人喜好或工匠的技能解释，而是必然有其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背景。新的疑问产生：如果商族人没能有效控制这一地区，就难解释纯粹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何以出现；反之，如果商族人成功地控制了这一地区，又为什么会放任土著文化介入青铜器铸造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行为？历史真相已无从追寻，但是真相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只能说，在特定的背景下，商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回顾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抑或是“日不落”帝国的扩张行为。就会注意到一点：所有成功的扩张行为都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向被征服地区人民提供更优良生活品质来实现的。古罗马人传授给当地贵族浴池生活的奥妙，英国人则向当地上层人物颁授勋章，都是这类行为的具体体现。

《子母象尊》线描图

借鉴这个道理，可以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对三千多年前的湖南当地土著居民而言，来自北方的商族人究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新奇因素？虔诚地摆放形制各异的精美青铜器，举行宏大壮观的宗教仪式以与神灵沟通，如同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一样，对当地土著而言这些显然都是诱人的，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炽烈的宗教渴望。通过允许当地人参加这类仪式并介入铸器过程中，商族人逐渐将当地原有上层人物拉入自己阵营，并成功地将绝大多数人打入被统治阶层。就这样，来自北方的商族人，以令人钦羡的地位介入了当地的政治、文化生活并进而谋求主导地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湖南青铜器群中，带有标准殷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带有湖南当地文化特征的类似器物，比如《子母象尊》，会并存于一处，直至三千年后同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