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4年1月,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
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伟大现实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件开天辟地的壮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在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早就渴望翻身解放,建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使处在三座大山沉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和革命成功的希望,对全国人民是极大的精神鼓舞,树立了一面胜利的旗帜,并很快燃起全国革命的火焰,极大地激发和推进了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2.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有了总的领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直接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管辖的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五个省,还领导湘赣、湘鄂赣、粤赣、闽浙赣等省。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设立了中央政府办事处,关向应为主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则由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领导,还辖琼崖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1934年1月,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国的红军,主要是中央苏区的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的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在战火硝烟中开展了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教育政策,中央政府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克服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苏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撑起了红色区域的一片蓝天。
4.对国内外的斗争有重要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以国家形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立并存,并最终要打倒取代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以统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政令,促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发展;对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布公开的号召。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两年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1932年4月14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发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会,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以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以后成立各地抗日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和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先辈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它的建立和存在,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成功实践和艰难探索仍然十分值得我们去珍视和学习。
1.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8年前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的。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可得到证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工农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二者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显然基本相同。可以说,新中国政权的基本特征,在苏维埃共和国都能找到开国创基的轨迹,所以说,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和预演。当年奋斗在中央苏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爱萍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13]
2.苏维埃共和国使我党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的红色政权,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好机会。通过领导和管理这个新型红色政权,中国共产党初步摸索和总结了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知道党应该怎样领导国家政权,怎样治国安民,怎样实施行政决策,怎样团结全国民众,并初步总结了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有重要的启迪参考作用。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说:在中央苏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14]
3.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源泉
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著名论断。秋收起义失败后,他率部上井冈山,在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重要思想,即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1930年1月5日他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明确阐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思想。他从斗争实践中总结了红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文章,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度里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30年5月37岁的毛泽东,在写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光辉著作中,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首次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国家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为此,就必须树立群众观点,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心群众痛痒,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同时,要注意工作方法,加强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红都瑞金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正确处理发展革命战争与加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辩证关系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领导红军战争的实践中,还摸索和总结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上述重要思想理论,都是他在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和苏维埃共和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在时代风云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三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及其斗争规律的独特认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正如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所言:“中国革命道路的三篇较重要的文献,都是在中央苏区酝酿的,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概括,这时都有了,形成了一个雏形,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有一个系统的形态。”[15]
在遵义会议,在陕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对中央苏区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总结和升华,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日臻成熟,实现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
4.苏维埃共和国为我党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敌人“围剿”的隆隆炮声中诞生,许多率领红军驰骋沙场,威震敌胆的虎将,或留过苏留过法等国家,具有很高思想政治水平与专业知识文武双全的人才,担任了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等部门领导人。(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年代,给年轻共和国党政军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政治舞台。年轻的共和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在敌人“围剿”波涛汹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开展了全方位的经济文化与民主法制建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联系群众,高效廉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忘我工作,用非凡的业绩展示了其夺目的光彩,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的种种出色表现,就已经显露出未来能为新中国挑重担的风采。经过后来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进一步锻炼与考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成为新中国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与卓越的领导者,在新的岗位上,建立新的功勋。从瑞金到北京,是一条充满血与火为人民打江山的征战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骨干,当年平均年龄仅31岁。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曾在苏维埃共和国红都瑞金工作过,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担任国家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政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兵团、各大军区、省军区副职以上职务,以及建国初期首任驻外大使职务的同志,总计在140人以上。
还有,全国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林彪九位,10位大将中,有陈赓、栗裕、张云逸、肖劲光、罗瑞卿、黄克诚、谭政七位,当年都在红都瑞金工作过,都是中央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徐向前元帅当年也是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此外,在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61.4%的上将,59.3%的中将,32.3%的少将,当年许多人都曾在中央苏区担任重要军政领导人。至于建国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担任新中国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红军将士,就更多了。
在中共党史上享有“两个时代的内务部长”美誉的曾山,就是在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曾山最后的一个职务对应了当年在红都瑞金的任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这是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就了大批栋梁之才最好的说明之一。
5.苏区光荣传统,是我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了一个个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从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孕育了一代革命风范与传统。
苏区光荣传统博大精深,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有的学者表述为主要体现在:为彻底解放工农大众,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努力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开拓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讲究民主与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传统。
苏区光荣传统是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土地上孕育而成的。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的延伸和发展,又与后来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氢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一脉相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各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一份优秀文化遗产,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08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06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85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19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29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72页。
[9]《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六大以来秘密文件》(上),第141页。
[11]《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135页,1991年内部出版。
[12]宋裕和:《大柏地战斗前后的状况》,《回忆中央苏区》第5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访问张爱萍录音记录,北京,1999年3月9日。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采访龚育之录音记录,199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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