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史：帝国主义与湘鄂段罢工日志

附　粤汉铁路湘鄂段罢工日志

1922年9月8～26日

1922年9月8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因工贼张恩荣（监工）、苗凤鸣（员司）虐待工人，致电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要求予以革职；^[1]三日限满，未得圆满答复，宣布罢工。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派郭亮担任岳州车站工人俱乐部秘书，负责推动粤汉铁路的工人运动。同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新河、长沙两车站的工作。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罢工宣言中略称：“张、苗是我工人中的蟊贼，我们当然誓不和他们两立”；“生活程度的过高，……我们要求加薪以改良生活。”“我们为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不能不有这最后一举——罢工”。在宣言里，他们提出了把张、苗二人革职，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及升级规则，以及对工人不得无故处罚和非犯路章到五次以上者，不得开除等七条要求。

9日，粤汉路湘鄂段武昌局招收天津籍工人，组织“研究会”，在军警压迫下开车。

10日，车至岳州，岳州工人俱乐部会员全体横卧轨道阻止。随车同行的路局局长王世　坏育大吼：“开车！快开快开！压死这些王八蛋，有我完全负责。”他勒令“研究会”工人开车，为工人拒绝。王世　坏育立电湖北督军萧耀南，调“北军”两连来岳。他以15000元代价唆使“北军”动枪动刀。结果，俱乐部工人死六人、伤六十余人，被押解至武昌者三十七人，其中包括郭亮。接着，铁路当局又令“研究会”工人开车。徐家棚罢工工人及家属卧轨阻止，竟被碾伤百余人，其中重伤者三十余人，当时命在垂危者八人，被捕至武昌者九人。此外，失踪十余人。同日，武汉各工人团体成员数百人，拟开联合大会，遭警察禁止。

11日，京汉铁路南段工人开紧急会议，通电要求撤退军警、撤办王世坏　育、接受粤汉路工人要求；否则，与粤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长沙罢工工人在新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议决：①飞电交通部要求撤职查办王世　坏育；②电徐家棚罢工工人务必坚持到底，“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并派代表赴徐家棚助理一切。京汉线的长辛店、郑州、信阳，陇海线的洛阳等站工人，通电限三日解决，否则一致行动。传出株萍路已罢工、安源矿工亦一致行动的信息。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于该日接连收到各处工人团体声援的电信。此外，粤汉铁路长（沙）岳（州）株（洲）段路局局长派人至俱乐部要求派代表共同磋商条件。

同日，萧耀南派员调查罢工情形，并令王世　坏育迅予解决。

12日，京汉铁路南段工人派出代表十一人，分向该路北段，以及陇海、京奉、京绥、津浦、道清、正太、沪宁等路，请为粤汉路工人后援。

13日，新河俱乐部工人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通电全国，要求声援。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在徐家棚议决，再向交通部请愿，并进行广泛宣传。同日，京汉南段全体工人和武汉各工人团体组成粤汉工潮后援会，决定给粤汉路工人以实力援助；长沙工人、工余两俱乐部开联席会议，讨论援助办法。有人指出：“粤汉路罢工，现已扩大为工人与军阀之斗争；吾人苟不急起援助，恐异日亦将同受此惨祸”。会议决定：①通电宣布萧耀南罪状；②慰问粤路各罢工工友，并勉坚持到底；③发布传单，唤起长沙工人的觉悟；④多投稿各报馆，制造舆论。

同日，北洋政府交通部派劳之常到鄂调停。劳先往洛阳与吴佩孚商定办法。

14日，吴佩孚电萧耀南：“粤汉铁路同盟罢工，宜以平和手段，允其条件之大部，限早日恢复交通。”同日晚，劳之常到武汉，粤汉铁路及京汉南段工人二千余向劳具述军警惨杀工人经过，提出如下复工条件：撤退军队并严惩行凶军警；革除并惩办王世　坏育和张、苗两工贼；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并赔偿损失；完全答应前此提出的要求；此后不得妨碍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并不得因此开除或加害参与及声援罢工的工人团体。劳派员接见，要工人推代表于15日会商办法。同日，武（昌）岳（阳）段复工。16日，劳之常派濮某同工人代表赴岳考察罢工情况。第二日，劳之常说请示后再定，乘车溜回北京。

17日，旅沪各省工界召开紧急会议，通电要求合理解决粤汉铁路工人被杀案。

18日，武汉各工团集会议决：①电交通部要求限期解决，否则武汉工人一致罢工，以促当局反省；②筹集款项，作为粤汉罢工工人生活费；③通电各条铁路工人，无论粤汉路局出何高价，概予拒绝，“以示阶级斗争”；并劝告“研究会”的津籍工人，请他们宜“了解工人无乡界省界之区别”，要求与罢工工人“一致行动”。

同日，王世　坏育请京汉路工人推代表进行调停。

19日，上海各工团联合会，复电湖北各工团：“一致奋斗到底。”

20日，京汉铁路南段办事处处长冯澐、副处长易怀远，受交通部命令，偕同铁路工人俱乐部主任杨德甫，同往粤汉铁路局调停。

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应粤汉铁路工人的要求，议决：粤路工潮在二十四日内若不解决，一致罢工声援。

23日，京奉铁路山海关工友俱乐部发布宣言：“不能坐视自己兄弟濒死而不救。”同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通电全国：“若不得完全解决，不但与敝路工友的人格和利益攸关，就全国工友说，亦将蒙受重大影响，而至丧失人格和利益”；坚决表示：“为正义而战，为公理而战”，“决不让步”。要求给予支持与声援。

24日，长沙工余、工人两俱乐部通电援助粤汉铁路工人：“工人者世界创造之母”；“穷凶极恶之萧耀南，……此等毫无人性之野兽，岂容存在于人间”。“同人等愿竭其绵力”，“一致以锄奸为己任”，“坚持到底”，“务求达到铲除军阀、资本家，建设一自由平等底新社会”。同日，粤汉、陇海两路工人议决：如粤路工潮不解决，即一致罢工。

同日，冯澐见京汉铁路工人行将罢工，再向粤汉铁路罢工工人调停；无结果，电交通部请示。萧耀南令军警严加防备。交通部又派佥事何道仁到鄂调停。北京交通部和洛阳吴佩孚分电王世　坏育：“迅速解决粤路工潮”。

25日，王世　坏育亲自批准粤汉铁路罢工工人最先提出的七条要求；并立即开释被捕工人，仍回原职。

26日，粤汉铁路工人复工，罢工胜利结束。

资料来源：据1923年9月10日至10月7日《申报》和《民国日报》的有关报道摘编。

为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发表了告全国工友的通电。这个通电检讨了这次罢工得失，总结了经验和教训。通电中写道：“这次粤汉同盟罢工，演着流血的武剧，也可算是中国工人破天荒的奋斗。”又道：“粤汉工友这种奋斗的精神，我们是很钦佩的；但是，粤汉罢工迁延17日之久不能解决，由于少数工友受贼人的诱惑，精神不能一致，受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以后，凡是工人大家都应该连成一气，不受人的利诱，才能得着幸福。”通电强调指出：“最大教训，就是以后再不做向人乞怜事，再不要依靠外人。”“只有工人能帮助工人，也只有工人可帮工人，才能得到胜利。”

中国铁路工人在这半年的罢工高潮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从而为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做好了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这场斗争终于爆发，这就是“二七”大罢工。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北洋军阀先给应允，后又反对，出尔反尔，激怒了铁路工人。他们又挥动屠刀，残暴镇压，旋即酿成“二七”惨案。震动全国，影响远及海外的“二七”大罢工，乃紧接着发生。

这次惨案发生前夕，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大军，对付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北京的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以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警告的方式，唆使它采取镇压措施。英国驻汉口领事与萧耀南密室策划，最后确定用屠杀手段，镇压参加庆祝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铁路工人。

铁路工人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这“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的人民先锋军”。京汉铁路工人首先宣布罢工，并立即取得京奉、正太、津浦、道清、粤汉等路的声援。

“二七”大罢工，既是反对封建的北洋军阀，同时也是反对它的支持者——帝国主义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直接领导下，高举着“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的旗帜，向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的一次英勇的阶级搏斗。这次斗争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和锐不可当的革命威力。

站在这次斗争最前列的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面对阶级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充分表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崇高革命品质，成为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为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到底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二七”大罢工暴露出一些缺点。例如，对当时同属被压迫的司机和基层职员群众团结不够。这次斗争由于在力量对比上革命势力不如反动势力，遭到失败。尽管如此，铁路工人英勇斗争本身，就已充分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最富于革命的积极性和坚定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当然领导力量。

“二七”大罢工的意义是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铁路工人的行动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引起了其他革命阶级、阶层的注目。孙中山正是在“二七”之后，积极表示支持工人运动，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并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联盟。这既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也说明了“二七”大罢工起了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作用。

四、1924～1927年间铁路工人配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斗行动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各界人民结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在1924～1925年间，在广东开展了扫荡反动势力的斗争，在1926～1927年间，举行了北伐战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继续坚持斗争^[2]外，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通过的决议和发表的宣言中，号召铁路工人继承“二七”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以期能够达到战斗的目的：“内则肃清一切反动之军阀势力而解除其武装”，“给予国民以一切自由”；“外则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宣言声明：这是“目前……吾国民解放之真正途径”。此外，这次大会提出建议：由各民主团体派遣代表共同组织国民革命政府，以贯彻执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策和方针。

各地铁路工人热烈响应大会的号召，广泛开展宣传，并派遣代表出席北京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北洋军阀政府展开政治进攻。

各铁路工会在此期间又协同其他工会组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阴谋颁行钳制工人运动的反动的工会法，提出了反映工人利益和愿望的工会法，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采纳颁布。

帝国主义列强面对蓬勃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出动军舰，企图实行暴力镇压。1925年5月，帝国主义列强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接连发生。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日本出兵青岛，残杀日资纱厂的华工；5月30日，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嗾使巡捕任意屠杀上海市民，制造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激起举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日军屠杀青岛日厂华工事件一发生，胶济铁路总工会愤怒揭露了日军的暴行，痛切陈述当日青岛名义上虽为中国国土，可是却无异于日本的殖民地，发动并组织青岛市民和胶济沿线人民，大规模地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胶济铁路总工会还号召铁路工人深入农村，揭发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铁路工人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展开了反对日本以及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华北其他各地的铁路工人在“五卅”惨案之后，也以各个铁路工会的名义，与附近各地人民群众团结一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团体，采取抵制日货、英货的经济绝交的措施。

在国内革命形势急剧高涨下，1925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孙（传芳）吴（佩孚）同日本支持下向长江下游扩张势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展开混战，时称“奉浙战争”。李大钊做了争取工作的其时驻扎京津、内蒙一带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则对奉系做好了夹击态势。^[3]京汉（南段）、津浦两路工人在这次军阀混战期间，为了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奉系军阀，尽力维持两路的北上交通，以便输送反奉部队，直捣奉系盘踞的中心——北京。京汉（北段）、京奉、京绥三路工人则组织暴动队以阻扰奉系军阀所属各军的调动行动。

铁路工人为争取军阀部队的士兵，还派出“前敌宣传队”深入战地，向他们宣传“兵工联合”，“民众与武力结合”，“肃清反动军阀”，“建立革命政府”。

奉系军阀原系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北洋军阀内部反对奉系战事一起，日本就出兵东北，公开支持奉系军阀。针对日本的武力干涉，铁路工人和全国人民一起，举行群众示威，并与在日本国内作艰苦斗争的日本无产阶级互相声援，共同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

北方反奉战争刚结束，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清扫南方的反动势力，开展“东征”，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军阀之乱。广三铁路工人积极配合，为在广东创建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伐战争正将展开之际，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指出“帝国主义与军阀”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组织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才能“打倒此劲敌”。它号召铁路工人积极投身于国内革命战争，保证“要和一切革命之武力携手”，“要和一切与民众接近之武力携手”。^[4]广东境内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选派了司机等工人，与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的北伐运输队一起，随军出发，以备师抵武汉，立即开驶京汉线上的车辆直捣北洋军阀巢穴所在的北京。(www.xing528.com)

北伐战争期间，铁路工人在北洋军阀统治区的铁路上，展开了“离职”运动，使铁路运输瘫痪，不但直接阻挠北洋军阀部队的调动，而且给予北洋军阀统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以沉重打击。

铁路工人在接近前线和交战地区，还组织破坏队、担架队、慰劳队等，协助北伐军。例如，当国民革命军进军湘北要地岳阳，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全力反扑，京汉线信阳地段铁路工人拆毁了该段线路，使吴佩孚转运部队困难，组织反扑终归失败。又如，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除了有的直接参加这次起义外，他们还在沪宁线的真茹站附近拆毁铁路，阻止了北洋军阀直、鲁军的反扑。这些具体事例，生动地表明铁路工人在北伐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斑。

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刻，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叛变了革命。铁路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全国广大人民一样，义愤填膺，举行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广九、广三和粤汉南段的铁路工人在1927年年底直接参加了广州起义，英勇地用武力反击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叛变行为。

五、1927～1937年间白色恐怖下铁路工人运动的复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许多铁路工人也英勇牺牲。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广东当局在反革命的“清党”的活动中，残酷镇压粤汉、广九、广三三路工人和农团军，一天之内，就逮捕了2000人，^[5]紧接而来的是血腥屠杀。

在北方，北洋军阀政府也加紧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共产党员、津浦铁路工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王荷波等18人被逮捕。北洋军阀政府末代首脑——张作霖即以他们在京汉、京奉、京绥三路工人中进行工作，定了“宣传赤化，进行革命”的罪名，于1927年1月判决枪杀。^[6]

新、旧军阀在南北各地的暴行，充分暴露了他们原是一丘之貉，都是包括铁路工人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

国民党新军阀为了要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对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实行暴力镇压。它采取“以严厉手段，镇压处置”的方针，妄图达到所谓“必使就范……而后已”的目的。^[7]

但是，铁路工人并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所吓倒，即使在革命困难时期，群众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尽管规模较小，却依然几乎年年没有一条铁路没有发生过。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适应对红色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围剿的需要，颁行《铁道军运条例》，设立“运输司令部”，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反动军队，运送军械粮秣。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津浦、陇海、京汉（南段）、粤汉（湘鄂段）、南浔等线上，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以支援红色根据地的“反围剿”的革命战争。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救亡爱国运动。铁路工人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通过集会等各种形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行为”。他们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束缚，使铁路工人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铁路工人和其他工人一起，热烈地支持和响应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爱国示威。特别是京奉铁路的工人，在与反动派的宪兵、警察的搏斗中，表现得更为坚决和英勇。

六、1937～1945年间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和争取民主的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铁路爱国员工在前方不顾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忍受巨大牺牲，为了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前途，英勇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永垂史册的篇章。

津浦铁路某一桥梁，在抗战时期，有一天上午十时许遭到日本飞机炸毁。经铁路工人抢救数小时，完成临时便桥，当夜恢复通车

铁路工人抢修便桥的情形

具有革命传统的华北地区铁路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陆、空军的袭击下，出生入死地输送军队和军械、给养，并完成大量军民的转移任务。“八一三”事变中，华东地区铁路工人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使军事和民用运输保持畅通而日夜不停地工作。南京守军撤出前数小时，沪宁线上维修轨道的员工仍坚守岗位，线路随毁随修，使大批拆迁的工厂设备和其他物资得以向后方转移，大量人口得以疏散。津浦铁路员工在1937年7月抗战发生至1938年5月全路陷敌前的十个月，在平均每小时遭敌机空袭四次（1937年7月空袭次数最多，平均每小时达8.3次）的情况下，不怕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抢修被炸毁的线路，使军队、军械以及客货运输不致中断。1938年徐州会战，“津浦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和敌军炮火，而严肃地工作，维持我们的军事运输”。^[8]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陇海线上的铁路工人组织敢死队，在潼关北岸日军炮火终日射击下，英勇沉着地抢时间行驶“闯关列车”，^[9]维护该路的运行。至于敌人争城夺地，每先以飞机集中轰炸铁路，爱国铁路员工一当敌机离去，立即出动抢修。这种随炸随修，随修通随恢复运行的事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更是不胜枚举。

某些铁路一旦遭敌人占领，铁路工人每每把有可能被敌利用的运输设备，疏散埋藏，或彻底破坏。最突出的例子是同蒲铁路工人当该路太谷—平遥段失守时，抢出机车，全部开入黄河，不让一台机车为敌利用。紧接着，他们又破坏了线路上所有的桥梁，阻遏敌人进犯。

日本占领区的爱国铁路工人也坚持抵抗侵略的斗争。京汉、津浦、正太、胶济各路的爱国工人，一当线路陷入敌手，即到处展开破坏铁路的斗争。1944年前后，一支由津浦铁路工人为主体的“铁道队”，活跃在枣庄站附近，英勇机智地巧斗敌伪。^[10]还有一部分铁路工人自动武装起来，从手无寸铁，发展成为抗日游击队，如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道清工人游击支队、津浦工人铁路破坏队、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胶济铁路工人破坏队，等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烈火的锻炼中，发展壮大，有的后来成为各个解放区主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铁路工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抗战阵营内的最坚定的先锋队的品质。

东北地区的铁路工人，自1931年“九一八”后至1937年“七七”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常奋起同日寇和伪“满”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或者是散传单，搞宣传，揭露敌人的残暴，坚定人民胜利的信心；或者是巧运枪械及其他军需等品，接济抗日部队。还有与抗日的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破坏铁路，牵制敌伪的活动。这些斗争，迫使敌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承受了频繁而沉重的打击。^[1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北地区铁路工人的处境尽管更加困难，但是他们进一步秘密组织起来，继续展开地下活动，以暗中破坏代替公开的斗争。

其他日本占领区的铁路工人，虽然在刺刀压迫下被迫劳动，也是等待机会，为反抗侵略准备献出自己的力量。日本侵略者在工人中（如在华北）组织“新民会”的组织，强迫工人读“新民课本”，灌输奴化思想，宣传和平反共，遭到铁路工人的抵制。1939年正太铁路工人有一次曾以三分钟的时间，迅速毁坏一段线路，翻敌机车一辆，车厢二十节，死伤敌伪军和汉奸数十人。1943年同蒲铁路工人面对敌人的刺刀和马鞭，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斗争。胶济铁路工人在同年春为配合人民武装对敌人的打击，举行罢工，使火车停驶。不单如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还组织了强有力的“地下军”，对日本侵略者和伪军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

在敌伪统治下的黑暗岁月里，深刻的民族仇凝结成了铁路工人“誓死不忘祖国”这个共同的心意。“拿我们的血肉，拼掉鬼子的头。”“大家一条心，不怕死，要做中国的主人！”这些就是他们的斗争口号。敌占区的铁路工人八年如一日的艰苦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凶焰，振奋了沦陷区同胞的必胜信心。

在大后方，铁路工人虽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而且遭到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而带来的流亡失业的痛苦，但是，他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展开了争取民主、坚持抗战的斗争，和敌占区的铁路工人武装抗日斗争相呼应，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共同坚持到胜利。

在整个抗战期间，爱国铁路员工或劳瘁殒身，或英勇殉职，不可胜数。为完成任务，来不及撤退，陷落敌手，惨遭杀害者，也屡见不鲜。抗战胜利后不久，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期间，单计有姓名可查，在坚守岗位工作中受伤者计986人，死亡者1036人，两者合计2022人。他们的英烈精神，值得永远纪念。

七、1945～1949年间铁路工人迎接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沦陷区的铁路工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配合解放区抗日军民的大进军做好准备。接着，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或及时解除敌伪的武装，或用一切方法保护铁路和运输设备，不致遭到敌伪的破坏。这些行动，使各个解放区军民在日本侵略军一投降，就迅速收复一些线路并使之迅速恢复运转。例如，胶济铁路在淄博附近的区段虽曾被敌人严重破坏，但在收复后几天内即恢复通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铁路大量运输军队，谋图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铁路工人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的“不得泄露”的密令，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国民党政府挑起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怠工，或游行示威。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博得了社会的同情。广大铁路工人以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和热烈支持爱国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妄图做垂死的挣扎，颁布了“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法”，企图以血腥镇压的手段，制止人民的反抗。这个“紧急治罪法”发布不久，沪宁铁路3000名工人卧轨罢工，表示抗议。这次斗争，一度断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巢穴所在的南京和它的经济重心上海之间的联系，引起蒋家王朝极大的震惊。根据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会议记录，1947年5月，它曾作出决议，要“清查”铁路工人中的“思想不稳分子”，“清查籍隶‘奸党占领区’［即解放区］”的铁路工人，并“指定［反动的国民党］党员工人分别注意与监视”。它还作出决议，籍隶解放区的铁路工人一般不准“请假回籍”，除非愿接受所谓“特殊训练”，并“接受任务”。^[12]铁路工人提高警惕，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国民党反动派嗾使特务暗中监视铁路工人的进步活动，铁路工人就来一个“打狗”斗争。他们要“守卫”铁路，保证军运畅通，铁路工人就设法到处毁坏线路，使之竭蹶难行。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前夕，企图对铁路加以彻底破坏，铁路工人则全力“护路”，使铁路尽可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

另一方面，随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这一历史的转折点的出现，每当一条铁路获得解放，铁路工人在党的组织下，自动迅速到站复工，积极从事修复线路、恢复交通的工作，做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追赶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到哪里，便把铁路修到哪里，主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

中国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组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洪流的一个部分。他们在冲刷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的最后一次斗争中，又光荣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7月1日，全国铁路职工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铁路职工发出了庄严号召：

“在这总的形势下，摆在全国铁路职工面前的具体工作，就是迅速恢复全国原有铁路和建设新铁路，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以推进生产事业的迅速发展。”

全国铁路职工，在党的指引下，满怀豪情地在中国革命的新征途上，迈出新的步伐。

【注释】

[1]粤汉铁路工人要求开革工贼张恩荣、苗凤鸣只是导火线。粤汉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反动当局的尖锐矛盾则是根本原因。导火线之所以点燃，有如下一说，备参考：
“粤汉铁路工人由于受着英帝国主义铁路当局和监工层层的压迫，当时无衣少食，挨打受气，痛苦难言。”“工人们的工资本来就很少，局长王世堉又扣住不发，叫他的亲信监工张恩荣拿着工人的工资利用火车运输之便，贩卖烟土。”一次，监工张恩荣在车上运鸦片烟，叫工人阮康成给他照顾。阮康成见他私运鸦片，不给他照顾，就遭到张恩荣和苗凤鸣的毒打。苗凤鸣是给英国人当翻译的。阮康成被打急了，他指着苗凤鸣骂。“当时，英国人卡麦克尔（粤汉铁路总管）和工程师威尔士也在场……见阮康成骂他们的翻译，也动起手来。”“适逢加油工人吴青山……从旁经过，才将凶手们扯住。”吴青山等将这件事告诉大家，郭亮即刻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的名义向铁路局长王世堉提出抗议，要求革除工贼张恩荣和苗凤鸣职务。但王世堉不仅不予革除，反而开除了工人阮康成、吴青山，终于导致罢工。参看赵清学著：《郭亮的故事》，第51页。

[2]例如，1924年11月，唐山铁路工人两千余人反对该路南厂机务处长英人詹莫林、总工程师纽麻赤无故裁减工人，特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并发表宣言，宣布此两人罪状，提出“团结起来，向洋人〔即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战斗口号。

[3]当时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吴佩孚据有湖南、湖北。这次奉浙战争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一场代理战争。结果是奉系张作霖窃取中央政权，号称“大元帅”。国民军的冯玉祥一度出走苏联。在革命的南方准备开始北伐的形势下，孙、吴与奉张达成了张作霖以河北、山东、察哈尔等地，吴佩孚以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孙传芳以江苏、安徽为割据的地盘的妥协。

[4]《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见《民国日报》，1926年7月2日。

[5]重庆《商务日报》，1927年4月15日。

[6]［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关于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情形”致交通部咨，1927年11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档案。

[7]［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关于镇压新宁铁路罢工事”致行政院、铁道部电，1929年6月2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

[8]陆诒：《战区工人在英勇斗争中》，《群众》（周刊），第2卷，第23期。

[9]日寇进占黄河北岸后，陇海路车辆开到潼关附近，每遭隔岸敌军炮火的密集轰击。时日一久，铁路工人掌握了敌人发炮的时间间隔、弹着点和爆炸程度的规律；于是，每当列车开至该路16号山洞时，暂停一下；等敌人的炮火闪过，即迅速发车开出山洞。当敌人第二发炮弹过来时，列车恰好又进入第17号山洞中去了。反向行车也是类此情况。铁路工人自豪地把这种开车法叫做开“闯关列车”。

[10]黄虹：《徐广田的“铁道队”》，《解放日报》（延安版），1944年10月25日。

[11]伪“满”军政治部编：《满洲共产匪之研究》，转引自李文彬、刘于孟、董维权：《1931～1935年吉海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第3期，第60～61页。

[12]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约请有关机关会议记录，1947年5月16日午后二时半；国民党政府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