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第二章　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疯狂掠夺路权的活动和中国人民的抵抗，1895～1900年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自由掠夺”殖民地的结果，形成了围逼中国并进一步企图入侵中国的形势。日本当时尽管还受英、美两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已露骨地声称要与欧、美列强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外务相青木周藏1890年在国会一次演说中说，“你们的脚边生活着［中国的］二亿七千万人民”；“应以你们创造的财富输往”中国；“切莫让它落到远离你们国门几千海里外的那些国家手中”。^[1]1894年，日本冒险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清朝政府由于它本身的腐败和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遭到了惨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的封建落后性暴露无遗。欧、美帝国主义列强这时候既继续支持清朝封建统治，但又生防支持失效，因而争先恐后地准备瓜分中国。它们疯狂掠夺中国路权，企图借以巩固和扩张自己在华势力。在剧烈争夺中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它们又相互妥协，划分利益（势力）范围。正如列宁所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2]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利用自己的“文明”推行殖民政策、进行瓜分侵略的活动。他们突破清朝封建统治的束缚，自发奋起捍卫民族的独立，坚决抵制欧、美各国政府和资本家企图在中国建筑铁路的活动。这一行动，打乱了帝国主义列强图谋通过铁路实行殖民掠夺的侵略计划，也打破了它们企图任意宰割中国的迷梦。

第一节　清朝政府兴建铁路和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侵入，1895～1900年

1895年初中日战争期间，清朝政府谋求向英国取得一笔借款（30万英镑），曾拟通过赫德，以开平煤矿和津榆铁路作为抵押，并让予英国财政资本组织“以展筑铁路的利权”。^[3]赫德认为这是“从中国政府取得展筑铁路的全部利权”的一个“应当好好利用的机会”，立即致电他在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幹，要他张罗组织一个辛迪加，并主张由汇丰银行“出面经办”。^[4]英国一些金融资本家考虑到中日战火未停，“恐怕日本人不会尊重这项交易”，^[5]投资有些冒险，一时踌躇却顾，未成事实。

正当这个时候，特别是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渴谋输出资本的美、德、法各国金融资本家亟起竞争，纷纷组织辛迪加，派遣代表来中国谋求揽办中国铁路。美国一些资本巨头在5月间组织了一家名叫“摩根·佛林”的辛迪加，他们奔走于曾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门下，企图向清朝政府提供贷款二万万银两，以换取建筑中国铁路的特权。还有一些资本巨头则组织了一家“东方修造公司”，派柏士持美国权要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介绍书来华活动。柏士吹嘘此事若成，不单“必能兴盛商务，且与交涉事宜大有裨益”。^[6]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把柏士带来的《铁路节略》送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节略提出要求承建北京—天津—清江、北京—汉口—广州、北京—太原—西安“以及［其他］诸处铁路”。^[7]

德国一些金融资本家也临时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德国银行业辛迪加”，和德华银行共同推派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作为代表来华“接洽修筑铁路”，以及进行借款和供应军火等其他谈判。巴兰德于1895年11月到达北京后利用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熟悉的方便，极力游说，要求让德国建设铁路，由德国“洋员”“参谋［管理］全局”。^[8]

法国也派出工业代表团前来中国，“调查长江上游煤、铁资源，企图在中国制造铁路材料”，用以修建从越南至汉口的铁路。^[9]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比利时的驻华公使，也替比利时资本家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活动。

英国资本家见到中国铁路投资利益即将落入其他国家手中，有的便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建筑铁路的申请书”；^[10]还有一些人则亲来中国，请托英国驻华使节为之活动。^[11]

总之，欧、美各国资本家都企图借助外交手段，达到投资中国铁路的目的。

清朝政府在国际垄断资本组织竞谋输出资本，揽办中国铁路声中，为了稳定对日战争新遭失败后的政治局面，声称要“力行实政”，继续兴筑铁路。各国垄断组织便凭借自己实力，迫使清朝政府接受铁路借款。它们不但企图通过这些借款增强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更谋借此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清朝政府决定兴建铁路，乃为帝国主义各国“过剩”资本输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

一、芦汉比债的成立和其他强国的反应

在中日战争已经停火但和平尚未恢复之际，清朝政府在内部检讨战局，谬以为缺乏铁路致使军队转运困难，是这次战争失败的一个原因。它懊悔早先未及修建铁路。

和平局面一恢复，清朝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吏议论纷纷。他们说，铁路“富强兼资”，不只便于调兵运械，而且还有益于工商各业，必须加紧开筑，鼓吹“兴筑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1895年冬，清廷发布了“实力兴筑”铁路的上谕。接着，它决定先设津芦（天津—芦沟桥）、芦汉（芦沟桥—汉口）两线；苏沪（苏州—上海）、粤汉（广州—汉口）等线，待后相继展造。同时，清廷号召各省富商集股，“准其设立公司”，但不许纳入洋股；准备采取“官督商办”的体制经营铁路。

帝国主义各国资本巨头看到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对日赔款，势必举借外债，他们在自己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准备展开提供贷款的竞争。清朝政府决定兴建铁路的信息一传出，他们百般钻营，或者向受命办路的官员（如张之洞）直接活动，或者通过本国公使向清廷“营谋”。更有玩弄手段，企图利用一些买办商人、洋务官员为之效劳奔走。美国垄断资本组织则特派专人与主持洋务的盛宣怀私行磋商铁路贷款问题。

清朝政府号召富商集股，但是应者寥寥，因为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经营近代企业所搞的那套“官权重而商利轻”的“官督商办”体制，使不少商人即使有出资创业的愿望，也都各怀观望，不愿与封建统治当局“合办”。^[12]固然也有一些人响应，但是一经调查，却几乎全是替外国资本家效劳的。例如，美、英两国资本家曾利用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以及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谎报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

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主持芦汉路务，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盛宣怀凭借自己与美国资本家洽谈已获初步成果，向他提出“借资洋款”的建议。盛宣怀认为，“干路必不可缓，洋股必不可恃，华股必不能足”。在此三“必不”下，他言外之意，是只有借债筑路。他尽力辩白借款与入股不同；后者“始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而前者则决无此弊。^[13]张之洞赞赏盛宣怀的建议。他和同他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共同推荐盛宣怀组织铁路总公司，准其先举债修筑铁路，再陆续招股偿还。

清朝政府一采纳张、王两人的建议，帝国主义各国资本巨头更加激烈地竞争铁路借款的利益。

首先是美国。美国合兴公司（当时又称“华美合兴公司”）资本家、参议员华士宾亲自带领助手、律师坎理，工程师尔立枢等一行，于1896年年底来上海，在盛宣怀处活动；同时，他托人在张之洞处钻营。他在同盛宣怀商谈中，一反盛宣怀原先与美国资本家初步商定的“借款、雇匠，听我自办”的原则，要求允许美资入股，继又要求包办芦汉全路工程，平分赢利。他的行动表明，“非为借款而来，意在包扫一切。”^[14]

合兴公司的活动得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全力支持。田贝出面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干预，说什么在甲午战争中，“为中国谋致和平”，美国尚未“要求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酬报”，要求清朝中央政府“电嘱盛道台务必与美国公司签订筑造京汉铁路的合同”。田贝深知这项筑路合同“将可全盘控制中国的发展”，坚持要求授予筑路权。^[15]这样，盛宣怀与华士宾之间讨价还价的商务洽谈，事实上成为美国压迫中国的外交交涉。

正当美国合兴公司追逐芦汉投资权益，法国驻上海领事向盛宣怀提出要求：“如包造，须先尽法国。”^[16]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压力，故意曲解1885年中法《越南条款》第七款，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修建铁路，应先向法国请求援助。

比利时驻华公使陆弥业一再递照会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推荐比籍人员，要求使用比利时材料建筑中国铁路。比利时银团来电表示，愿提供借款400万英镑。它不顾清朝政府要不要，马上通知国内派人来中国商议具体细节。1897年3月，比利时银团代表到武昌与盛宣怀开始了借款交涉。比利时在洽谈中口口声声以“比系小国，不干预他事”相标榜；^[17]只要求给予较厚的利息和购料、用人的权益，谋图以此引清朝政府上钩。

英国则由中英公司（由英、德两国并以英国资本为主所组成）代表恭佩珥在上海向盛宣怀提出愿承借400万英镑，并以日后建造与京汉路连接的支路或粤汉路时“若借洋款”，给予该公司以优先权为条件。他最后讹诈道“欧洲势变多端”，“机不可失”，催促中国尽快议结。^[18]

在英、比银团的竞争中，清朝政府轻信比利时银团代表的口头表示，认为英国国势强，又要预占粤汉路利以与香港相通，比利时虽索利较多，但究系小国，不像英国那样有可能“随时借端生波”，致成“无穷之患”，决定借用比款。

中比芦汉铁路借款草约，于1897年4月在武昌签订；借款额2000万两，五厘息，“工程均用比匠”，路料“自造外均买比物”，借款不需国家作保，但合同要求写明“国家批准”字样。

比利时借款草约刚经签订，英、德齐起抗议。两国驻华使节先后向清朝政府要求补偿。比利时生怕草约因英、德竞争，签而复废，“屡催定议”。

比利时银团以比较松动的条件成立草约原是一个骗局。它想先把草约签订，然后再提高借款的条件。它在催促定议的同时，又想修改原草约。为了便于进行改约谈判，它改派杜夫尼作为新任代表来中国。杜夫尼在同张之洞、盛宣怀商订正约时，“挑剔合同条款”，要求修改草约并另立附约，作了半年多的谈判。当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更乘机悔约，说什么借款利息低、“欧洲传播分割华地”、债票卖不出，要求“前合同暂置不论”。

清朝政府对比利时银团一再增提苛刻条件，虽想废约而又不敢废除，生怕一旦改向他国商借，有可能“要挟更甚”，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同比利时银团进行所谓条款的磋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二世于是亲自致电李鸿章说，“芦汉铁路于中、比两国所关甚大”，希望“此事早底于成”。^[19]

俄、法、比三国当时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比利时银团原有俄、法两国的资本和利益。俄、法两国在比利时银团与清朝当局“磋商”芦汉借款正合同条件时，也对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法国驻华公使亲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开表示，“比款系法银行代办，法国应出干预”，强求议结。^[20]俄国公使和他串通，责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比公司承办铁路，何以日久未定？”^[21]清朝政府面对比利时银团的“刁难无理”，考虑到它有法、俄两国的“扛帮”，如果给予拒绝，将“更难收束”，终于一一顺从了比利时银团的要求。

1898年6月26日，盛宣怀代表清朝政府同比利时银团又改派的代表俞贝德在上海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规定借款11 250万法郎；此外，还签订了《芦汉铁路行车合同》一件。

清朝政府对芦汉借款，原定的原则是为路借债必须“商借商还”，只是一项商务来往，官不与闻，也不由“国家作保”。但是结果却演变成为一次复杂的国际交涉。上述原则全被扔在一边。

根据借款和行车两个合同，不单铁路由比利时银团代雇工程师负责监造，而且路成之后，“由比公司选派妥人，将该路代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22]于是，这条名为“中国国有”的铁路，实际上有名无实，完全控制在比利时银团手里。

由于芦汉铁路的重要性，比利时的与国——法国，以及法国的盟国——俄国，都把比利时银团取得投资这条线路的利益，看做是它们共同的外交胜利。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后来写道，此路将可与法国“在它的印度支那边境上和俄国在它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满洲领土的线路连接”；“法国同它的盟国俄国、它的伙伴比利时一起”，“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23]德皇威廉二世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拍发的贺电中特别指出，这次“重大胜利”是在“没有费一枪一弹并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吵闹或骚扰下取得的”。^[24]所有这些，表明了芦汉借款在帝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中所具有的重大的战略意义。

英国则侧目嫉视。它把比法俄集团此举看成是“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活动”。^[25]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在北京先是“力阻批准”合同，继又以炮舰横行中国海上作后盾，要挟清朝政府将承办津镇等五路权益让与英国公司。这样，芦汉铁路借款的成立，又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投资权益行将进一步全面展开。

二、英俄激烈角斗下关内外铁路英债的成立

中日《马关条约》刚一签订，英国怡和洋行就禀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它接受英国“大有名望合股商会”的“嘱托”，要求“承办”山海关外续修铁路的工程，并觊觎“经营铁路之权”。俄国侧目而视，生防“此线”落在“英国人手里”。^[26]清朝政府决定暂不续修，怡和洋行对此表示遗憾。^[27]

清朝政府不修建关外段，掉头修建津芦（天津—芦沟桥）铁路，并责成广西臬司、北洋粮台胡督率兴办。胡受命后，因循战前兴建关东铁路的成规，仍旧任用英人金达为工程师，经理工程事务。筑路资金，清廷虽责成户部和北洋衙门“各任其半”，筹划拨给，事实上除了北洋提供一些开办费用，其余则由胡零敲碎打地向英商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德商德华银行以及俄商道胜银行借取凑成。

津芦铁路于1897年完工。金达在此路完工前，根据英国驻华公使的指示，又竭力怂恿接修关外段（关东铁路已于甲午中日战争时修至山海关外不远的中后所）。英国用心显然在于：突破俄国对东北地区包括对东北路权的垄断，往关外伸展自己的势力。清朝政府于1896年让予帝俄在东北借地筑路的权益之后，也想借英国的力量牵制俄国，乃决定继续修建山海关外的铁路。汇丰银行在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安排下，立即主动向清朝当局表示愿意提供筑路款项。

俄国自取得在中国东北地区筑路权益后，把东北地方当成它殖民驰骋的地域，力图抵制其他国家染指。对于英国企图通过筑路把势力伸出关外，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立即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此工为俄国之要，修造之时必不能置俄人于度外，应先与俄国相商”，并要求雇用俄籍工程师、借用俄国款项。^[28]

俄国向清朝政府要求免去金达职务，使英、俄两国之间的矛盾围绕所谓“金达事件”而急剧激化起来。

英国闻讯也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它的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称：“除非认为山海关向北延展的铁路是一条俄国的铁路，俄国便没有理由反对中国政府雇佣它所愿意的任何一个国籍的工程师。”^[29]

清朝政府虽妄想借英国的势力在东北牵制俄国，可是对巴布罗福要求撤换金达，却又不敢拒绝，而是要求窦讷乐致电英国外交部转致英国驻俄公使欧格讷，向俄国外交部作一下掩耳盗铃式的解释：“金达的国籍和他之所以被选用”是不相关的。①

清朝政府的这种怯懦行为，更给英、俄两国以任意摆布的机会。它们干脆把谈判地点移到伦敦，把所谓“金达事件”放在它们双边之间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解决。另一方面，它们各自指示驻在北京的公使继续争论，以应付场面。

例如：

巴布罗福说，把通向俄国边界的铁路线交托给俄国工程师，是比较适当一些。如果中国政府把通向缅甸边界的铁路线交托给俄国工程师，他也会认为不相宜的。

窦讷乐说，他的政府决不会因为外国工程师出现在一条经过中国任何地区通向边界的铁路线上而感觉骇异。……这条向北延展的铁路是一条中国的铁路。金达是在中国供职的一个英国公民；因此，俄国政府意欲强迫中国政府开除金达，就只因为金达是一个英国人。

巴布罗福说，并不因为金达是一个英国人而要驱逐他，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必须坦白地说：俄国政府企望邻接俄国边境的中国各省内，除俄国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势力。

窦讷乐说，听到他所说的一切很感兴趣！但是……金达是一个英国公民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责任是使金达的利益受到严格保护。②

英国在与俄国进行冗长谈判的同时，指示汇丰银行不要“因为顾惜小费，或要求过多以致影响牛庄铁路［当时外人对关外段的称谓］借款”。③窦讷乐在会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时言外之意，要清朝政府坚决拒绝巴布罗福于1898年年初重新提出的调走金达而代以“一位俄国人”，以及山海关以北铁路必须用俄国资本、“任俄国工程师来建筑”的要求。④

窦讷乐除了面告巴布罗福，俄国的要求是对英国的“一件最不友好的举动”；^[30]复向清朝政府许诺，“如借英款修路，无论何国与中国有征战之事，英国必愿相助”。^[31]英国外相沙士伯里也亲自出面接见中国驻英公使说：“俄国没有任何权利抗议汇丰银行贷与牛庄铁路的抵押借款，我坚决建议中国将俄国政府的抗议置诸不理。”^[32]

俄、英双方为了谋求破除僵局最后作了妥协。两国驻华公使当面协议，此路“应认为中国永远产业，无论何国，不得借端侵占”。^[33]俄国意图以此条款限制英国势力在东北的伸张；英国则谋求先落实此项借款利益，然后再相机在事实上控制这条铁路。

英、俄既达成妥协，中、英之间的借款合同也就画押签字。1898年10月10日，《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正式成立。英、俄双方的上述协议，改动几个字，作为一项条款列入合同。^[34]英国通过对关内外铁路提供资金，控制了对该路的经营，终于把自己的势力挤进了俄国认为是自己殖民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

关内外铁路原拟修至沈阳，可是由于受同年5月间中俄间签订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有关条款的束缚（参见本章第二节），在俄国的干扰下，一修到新民屯便不得不中止展筑。

三、清朝政府筹建沪宁铁路和英国攫取承办特权

早在1895年夏，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就想在南京和苏州、杭州间修建一条铁路，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他认为这条铁路“有益商务、筹饷、防务三端”。他因“洋商劝开此路营谋代造者甚多”，认为“其利厚可知”。他参考了一个自命为“铁道艺学士”的美国人夹阜的意见，拟定路线，“大约先从吴淞口达上海”；再从上海逐段展筑到苏州、镇江，止于南京。此外，另建一条支路到杭州。他预计在这个地区修建铁路，“办一节，即有一节之利”，“不比他处”，几次电奏兴办。虽然清廷未置可否，他却已“分派洋工师偕委员”在“两头勘绘”线路了。^[35]

夹阜与张之洞晤商时，表示“愿由吴淞至金陵仿美国法，承办一至坚至廉之路”，“十年之后将此路归还中国”。张之洞以其条件苛刻，拒绝接受。但有一些华商“踊跃愿办”。张之洞认为“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能“让利于商”，更不能“让权于商”。他唯恐“利权下移”，拒绝采纳。1896年年初，他始决定以“官商合办”的方式办理此路。

不久，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他怕修建铁路后更便于洋货的输入，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统治秩序的巩固而迟疑未予接办。这样，这时除了盛宣怀为造芦汉而设铁路总公司于上海而兴造吴淞至上海一段以“壮中外观瞻”外，苏沪路只宣传“宜速办”，却没有实际的行动。

到了1897年四五月间，恭佩珥代表英商中英公司竞争芦汉借款失败后，张之洞、盛宣怀之流认为，“断不能使英独向隅”，沪宁、苏杭两路“迟早必办，莫如应酬英商，一气办成”。^[36]盛宣怀同比利时银团草签了芦汉借约时，恭佩珥“求别样借款”，盛宣怀立即“答以苏沪随后可商”。^[37]英国驻华使馆抓紧这个时机，由英国代办霍必澜把这一铁路问题作为中英外交交涉的一个项目，要求由英国承办。

1897年年底，德国借口教案，侵占胶澳，拒不撤兵；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空言峻拒，彼必不甘”，提议让德国揽办南京至上海铁路以抵消德国的建路山东的要求。德国公使海靖闻讯，既不放弃建路山东的要求，又送来章程，“力揽宁沪之路”。^[38]

次年5月，德、英两国公使相继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索办这一铁路。不过，由于当时中德议结胶澳条约才两个月，德国正忙于准备殖民经营山东，未加“力争”。英国则坚持不让。清朝政府以“意在联络英国”，^[39]答应由英商怡和洋行派人在上海同盛宣怀商议借款条件。

6月初，怡和洋行同盛宣怀达成了借款协议，准英商出资承办此路，并作了草签。另附专条，准英国公司日后接造从浦口到信阳铁路，以便与芦汉连接。这样，一切只待成立正约了。可是英国得寸进尺。怡和洋行签订了几乎完全根据它提出的提案而拟定的草约后，进一步要求该路“请改为华洋合股公司”承办。^[40]这个要求在上海尚未及定实，英国已经在北京压迫清朝政府出让了包括此路在内的津镇等五路承办特权，沪宁铁路的承办权益就这样被英国轻易取得。

清朝地方当局原拟自造沪宁，由官商合办，不准民办，可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下，沪宁铁路反而成为一条英国“专办”的铁路。

不单如此。到了第二年，英国资本根据《沪宁铁路草合同》有中国“不论何时愿展延铁路，［英国］公司有权按照本合同所定办法承担展延工作”的规定，^[41]而进一步觊觎从杭州延展到江西广信的铁路承办权益。

四、清朝政府兴建粤汉铁路和美国资本的侵入

清朝政府最初决定建成芦汉铁路后，再从汉口展筑粤汉铁路。1896年、1897年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逼，引起湘、鄂、粤三省绅商的警觉。1897年，他们向地方当局历陈“强邻日逼，时事日非”，要求提前开筑粤汉铁路。他们说，这既是为了抵制外人对这条南方大干线的觊觎，更是为了使内地南北间可以呼应相通。他们要求批准设立铁路公司，由该三省集股开办。^[42]

清朝政府畏民如虎！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权可分，利可共，章程不可不贯通，纲领不可不划一”^[43]为词，反对三省集股自办，主张芦汉、粤汉划一办理，集股、借债并举，由官督商办，1898年年初获得清廷批准。湘、鄂、粤三省绅商遭到了封建政权残民揽权的打击。

帝国主义国家在清廷批准建筑粤汉之前，早已激烈竞争这条铁路建筑权益。英商谋求芦汉借款利益时，几次提到兼办粤汉铁路。它想以此巩固在华南的既得利益，并且从香港长驱深入湖广内地，再往北增强控制北京的势力。美国竞争芦汉权益失败后，几度同盛宣怀“密商”，也“意注粤汉”。^[44]美国资本以给清朝政府财政支持作诱饵，希图一气呵成地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得知清廷表示愿意考虑后，即急不可待地向美国资本家试探。1898年年初，他致电驻美公使伍廷芳，托他询问合兴公司的华士宾或别人能否借款，并主动提出如下条件：“五厘息，九五扣，给股分余利四分之一，除土工外，一切准其包造，另给五厘佣。事权如税务司。”^[45]据盛宣怀以及张之洞、王文韶等的解释，所以主动开出这样的条件，是因为“国事日艰，速定为妙”，“南北干路，各国虎视，速定路，犹为我有”；“如不定借款，仍不免为英、法所攘”；而且“美约一定，比约亦不致借词观望”，可以促使比利时的芦汉借款尽速议结。^[46]他们联名连电伍廷芳，要他迅速与美商画押定约，并嘱他“不使英、法预闻”。^[47]

盛宣怀主动提出的借款条件，实际是合兴公司一年前派柏士来华活动时，递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空白的投资筑路合同所列的条件。盛宣怀既准备以此作为借款条件，合兴公司进一步提出“要九扣”，而不是九五扣，“余依议”。在张之洞、盛宣怀之流催促下，1898年4月14日伍廷芳与美国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这件合同规定借款额为400万英镑，“若此数不敷，必须添增，亦可多借”（第一款）；借期五十年（第八款）。“此合同议定允准照办之后，美华［合兴］公司即派人……前往勘路”；“若无意外延阻之事，自开工之日起，三年之内，美华公司允将全路建成”（第七款）。路成之后，“所有照管驶车等事，均由美华公司选派妥人经理”（第五款）；待还清借款，中国才“可收回铁路，自行管理”（第九款）。^[48]

张之洞、盛宣怀之流说是为了抵制英、法等国对粤汉路权的觊觎，一股劲地催促“速定”，其结果，正如一个美国人自己所说，使美国迅速而轻易地取得了一条无论在经济价值或政治意义方面都“不亚于其他各国从中国所取得的权益”^[49]的铁路投资权益。这也就是说，清朝政府躲开了欧洲帝国主义的魔爪，却又主动投入美洲帝国主义的罗网！

《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订定后，合兴公司借口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清朝政府再三催促，它才派遣以柏生士为首的工程师组来中国测勘。1899年，测勘任务完成。合兴公司认为原借额不敷需要，引用合同第一款，要求借款额增至美金4000万元。清朝当局给予答应，仍由伍廷芳在美国办理。1900年7月13日，双方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一件。

续约条款精神基本上与第一次所订合同相同，但借款期改为50年，并可“函商展期”（第二十三款）；又规定除了“非美国公司力量所可挽回者”，“以五年为限，造成全路”（第十八款）。此外，限定“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除督办与美国公司互缮凭据允准外，粤汉干路及支路经通界内，不准筑造争夺生意之铁路，并不准筑造与粤汉干路及支路同向并行之铁路”（第十七款）。^[50]换言之，凡粤汉铁路及其支路经过的地区，即整个中南地区，都成了美国资本享有投资优先特权的地区。美国俨然把这个地区看做是它的利益范围了！

五、山西当局建筑铁路的拟议和俄国攫取投资利益

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推衍张之洞用晋铁建筑铁路的想法，上奏清廷修建山西太原到河北正定间铁路，以便运销晋产煤、铁。他建议由山西商务局自借洋款，采取“商借商还”的办法修建这条铁路。这个主张得到清廷“大致尚属周妥”^[51]的认可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资本家竞往争夺投资利益。他们物色、拉拢一些华人，如道员容闳、分省知府何师吕等，前往山西活动。然而这些活动都失败了，未取得任何结果。

俄国沙皇政府这时正力图从北向南扩张势力。虽然它需要在法国筹措资金，但却倾注全力争夺这条外通华北平原的铁路的投资权益。正如日后《中国时报》所透露与分析，俄国之所以要“百折不回”地争夺此项投资利益，在于它预计到这条铁路“一经开筑，可以确定地会再从太原府西行”。它不单可与在东北修建的铁路遥相照应，形成“可以包围北京”的形势，而且还可以成为“一条直往西向，经陕、甘、新疆连接俄界的路线”。^[5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国驻华公使在幕后指挥，由俄华道胜银行买通山西商务局职员方孝杰，让他于1898年年初具呈山西地方当局申称，他已与俄华道胜银行议妥借银680万两，要求承修晋省铁路，预拟路线是从河北正定府属的柳林铺起到太原，分为两段兴修。他在呈文中保证商借商还，毋庸国家作保。俄华道胜银行董事璞科第除了拍电报和写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还亲派刘鹗到山西，要山西当局向刘鹗询问方孝杰呈文所述是否属实。在刘鹗“重贿当道”^[53]下，胡聘之复奏清廷：方孝杰所呈种种，“俱属切实”。^[54]

山西地方人士对胡聘之这种上蒙下骗的做法深表不满，怀疑他同俄华道胜银行和方孝杰有牵连（事实上正有行贿、受贿的牵连）。他们尖锐指出：“抚臣听方孝杰……鬼蜮之谋，牵涉外国，……殊有令人难解。”他们公开申明，以用人之非，“该抚亦应俯首引咎”，斥责胡聘之“误国”。

胡聘之一意孤行，并为自己百般开脱。俄华道胜银行明说借款，实际是入股；他硬说他的借款与入股有原则区别。他对所谓“所贷之款，概归商借商还”的“声明”，深为欣赏，并且赞许方孝杰与俄华道胜银行所拟的借款合同草案“尚属周妥”。1898年5月，胡聘之不顾山西地方人士的反对，把山西商务局与俄华道胜银行议建筑柳林—太原铁路（即日后之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奏请清廷批准。他说，“借款兴办，使之代造工程，分沾利息”，总比“留以畀人”好；结果取得清廷的“依议”而成立。

其实，根据《柳太铁路合同》条款，不单柳太本路“畀人”，而且在30年借款未清限内，此路“沿途左右各百一里内兴造铁轨路及各项机械运行之路”（第五款）^[55]的主权也被一并断送。

第二节　帝国主义列强剧烈争夺建筑铁路的权益，1895～1900年

殖民扩张的野心促使各个帝国主义强国竞向中国提出建筑铁路的要求。法、俄首先要求借地筑路，德国紧紧赶上。它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获得了以前在中国从未得到过的条约特权。英国认为自己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为了重树霸权，首先确保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它一揽子地提出了承办建筑庞大的铁路系统的要求。美国也把中国当作经营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展开多方面的活动。新起的日本以及帝国主义的次等强国意大利，也都为了准备参加对中国的瓜分，横蛮要求允许它们在中国享有兴建铁路的特权。

一、俄国对东北地区及北京通向俄界的铁路权益的掠夺

俄国自从侵占了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一直觊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的中国东北地区。1890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发命令，“必须从速着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俄国向中国加紧扩张的需要。^[56]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怎样继续修筑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沙皇政府设计了种种方案，倾向于斜穿中国东北各省。这不仅因为取道中国东北，地形有利，取材方便，劳动力供给有保障，线路可以大大缩短，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俄国半官方杂志《新时代》所述，可以“阻挠日本在该地区的逾分的要求”，^[57]把中国的东北当作沙皇俄国的一块禁脔。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维特的议论，说出了沙俄的意图。维特认为：这一线路从政治的、战略的角度考虑，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维特又认为，这样一条线路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它“一方面，对俄国港口的联结，另一方面对西伯利亚和欧俄的联结，会提供非常有利于俄国商业的条件”。“海参崴会成为满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不单如此，维特还具体指出，从上海到欧洲，若经过苏伊士运河，要45天的行程，如果通过这一线路，预计可以缩短到18～20天。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条线路必将使欧洲、东亚之间的交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必将是起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它有利于俄国参与太平洋上正在迅速展开的经济斗争，使它“能够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国际商业活动”。^[58]

沙皇政府的另一宠臣乌赫托姆斯基则更有过狂想：“当第一辆直接来自莫斯科的火车停靠在太平洋岸边时，俄国人想和沿途地区政治上、经济上化为一体的强大浪潮，马上就会汹涌澎湃起来。”^[59]

维特的议论、乌赫托姆斯基的狂想，反映出沙皇政府企图假道中国东北地区建筑西伯利亚铁路，是为它企图并吞中国东北地区，称霸东亚，进而称霸太平洋地区的目的服务的。

沙皇政府计议既定，开始并吞活动。它自称在甲午中日战争时对日干涉交还辽东半岛有功，为谋修建横穿东北的铁路，向清朝政府不断利诱威胁。

1895年，维特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一再作所谓个人间的“私论”，假惺惺地劝中国“造路与彼连接，两收通商、调兵之利”。^[60]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派出勘路队四起，深入东北内地查勘，并由驻华公使喀西尼照会清朝政府，要求中国地方当局“放行无阻，随时量力照料”。^[61]

清朝政府对俄国的无理要求彷徨无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明知沙俄所说“借地造路”，其实就是占地造路。它担心一旦答应俄国的要求，其他强国势必群起效尤，因此决定以“中国自造铁路，在边界处所与彼路相接”相拒绝。然而连它自己也觉得未必能拒绝得住，因为明摆着的、尽人皆知的事实，用其原话是：“一则腹地未造，岂能远及边疆；一则岁息难偿，何容更借巨款。”于是它转又无可奈何地准备答应俄国的要求，许其派人到东北地方查勘；自己则“遴选干员，借保护洋人之便”，来达到“查勘山川道里”的目的。^[62]

清朝政府对这一严重的国际交涉视若儿戏，更惹来沙皇政府的轻狎。许景澄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同俄国交涉，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轻蔑地回答，“俟铁路会工员勘定何地分路至华界，再行通知”。^[63]维特更横蛮地指斥许景澄，中国“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办理”，“若华路稽延不成，俄路仍不能通连至海参崴，于俄国颇有不便”。^[64]同时，俄国外交部训令喀西尼送说帖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由俄国设一公司承造。喀西尼威胁说，中国如不应允，是“不顾邦交”，俄国将“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65]

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沙皇政府示意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俄国。李鸿章一到圣彼得堡，维特亲自和他秘密交涉。维特恬不知耻地吹嘘沙俄在中日战争时“帮了中国不少的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在紧张情况下能给中国以军事援助的地位”，坚持要求由一家俄国公司承办东省铁路。^[66]维特同时向沙皇请准拨款300万卢布，“作为使事业进行之方便”的经费。^[67]李鸿章在维特的贿赂、诱骗下，终于在该年夏和他达成秘密协议，用中俄结成军事同盟对付日本作幌子，应允俄国以俄华道胜银行的名义另组公司，通过中国领土，建筑一条从西伯利亚铁路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东省铁路，亦称中东铁路。这一密约不仅使俄国轻易地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建筑铁路的权益，而且还为俄国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为俄国把中国东北地区置于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做好了准备。

维特同李鸿章的秘密谈判，日后证实，不只涉及横贯中国东北北部的东省铁路，并且包括从这一条干线往南另修直穿东北南部到达“黄海岸上的某一海港”的铁路。^[68]而1895年秋沙皇政府派出勘路队四起中，有一起正是在辽东半岛地区活动的。

中俄关于东省铁路的北干问题交涉结束后，沙皇政府鉴于1898年中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又以要求与德、英、法各国在华势力保持平衡为理由，提出租借旅顺、大连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要求允许东省铁路公司建筑支路一条通至鸭绿江到牛庄一带的某地。俄国外交部还通知许景澄:“俄已告明英、法等国，务请电达总署，从速答复。”^[69]

清朝政府立即屈从沙俄的要求，在1898年3～5月间与俄国订立的《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除了出让其他权益外，又允许东省铁路公司“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取名“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此外，俄国还压迫清朝政府承允。“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予别国人。”^[70]第一节里述及关内外铁路止于新民屯，就是限于这个规定的束缚。俄国从而全盘控制了在东北南部地区承筑铁路的权益。

俄国进而又挟制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具体规定造路办法，让予以一系列的特权，为俄国利用这条铁路确立它在东北地区的殖民优势提供了各种方便。

沙皇俄国贪欲无餍，它想把同俄国接壤的中国诸省区一概置于自己控制和影响之下。早在1896年4月，维特在一个节略里提到，“对于由北京向北设计的路线不致落在我们竞争者手中的关心是非常有意义的”。^[71]1898 年1月，维特把俄国将从西伯利亚铁路向南修筑一条支路到甘肃兰州的方案拿给英国驻俄公使看。^[72]1899年年初，俄国又向清朝政府突然袭击，先由俄华道胜银行出面，继由驻华公使格尔思插手干预，以建筑南满洲铁路支路的支路名义，向清朝政府要求让许从沈阳以北某地造一条铁路直达北京的权益。

附带指出：在格尔思提出这个要求前两天，英俄之间刚交换了一件同文照会，擅自划分了大致以长城为界的建筑铁路利益的范围。俄国的要求引起英国不满。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亦应加以反对”，^[73]可是英国并不反对。结果，清朝政府在1899年6月1日以互换照会形式，作出如下承诺，即：

“将来如添造铁路由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除用中国款项及华员自行造路不计外，设或有托他国商办造路之意，必应将此意先与俄政府或公司商议承造，而断不允他国或他国公司承造之。”^[74]

俄国于是取得了优先承造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铁路的权益。

二、法国掠夺华南和西南地区铁路的建筑权益

法国在东南亚吞并了同中国西南毗邻的大片土地，给它加上一个“印度支那帝国”名称。这本身就暴露了它的侵略野心：它要进一步向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扩张，使这个“帝国”的版图具有真实的“帝国”规模。^[75]

法国在中日战争结束时，与俄、德一起，为了各自的利益，共同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法国借此向清朝政府索取报酬，迫使后者让予以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权益，包括建筑铁路的权益。

1895年6月20日，法国在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的同时，又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一件，清朝政府被迫同意越南现有的，或目前仅在计划中的法国铁路，“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76]

两个月后，法国具体要求中国允许法商费务林公司修建从越南谅山经同登到龙州的铁路。应该指出，法国当时在越南并没有任何通到中国边境的铁路。根据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上引条款文义，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铁路线路可以“接至中国界内”。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不顾附章的文义，硬说“接字系接长之接”，中国界内铁路可由越南接长，不应单许法国把铁路接到龙州，而且百色也“在计划中”。^[77]总之，按照他的帝国主义逻辑，似乎法国想以越南为起点，把铁路展接到中国哪个地方，中国就应该答应让它展接到那里。

法国一方面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又实行军事威胁，出动军舰在中国海面游弋。清朝政府终于屈服，于1896年同意在“酌用法国工料”措辞的掩饰下，让予法国从越南造路到龙州的特权。^[78]这是帝国主义国家迫使清朝政府作出的中国领土受到侵犯的第一条铁路特许，也是法国把中国西南各省当作它的势力范围的第一个明显行动。

英国认为，法国取得上述铁路权益损害了它的利益。它除了在伦敦与法国秘密协议共同开发云南、四川两省外，还在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补偿要求（参看本节，四）。法国接着又提出要求给予补偿的补偿。清朝政府在法国的炮舰外交下，于1897年6月12日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完全满足了法国的要求，进一步规定费务林公司在筑竣龙州铁路后，还可以把铁路“接造往南宁、百色”。究竟是延展到南宁还是百色？照会的措辞是“应由中国渐次查勘办理”，^[79]实际上是允许法国届时得任意选线修建。

第二年年底，在德租胶澳、俄租旅大之后，法国借口要求“均势”，训令驻华公使施阿兰向清朝政府提出云南、广东、广西不得让与他国等四项要求，指明中国应准许法国或法籍公司从越南边界修造一条铁路到昆明，并由中国承担备妥铁路所需地段的义务。同时，法国殖民主义分子本义德、吉里默等人窜到云南，“到处测量”，“搭棚钉桩”，^[80]企图擅自动手开建。

清朝政府对法国的要求不敢严正拒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向施阿兰卑屈陈词，此事关系中国边防、地利，言外之意是请他收回此项要求。显然这是与虎谋皮。施阿兰看到清朝政府这一副奴才相，气焰更形嚣张。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训令驻法公使庆常向法国外交部交涉，“切实商阻”，得到的答复是如不照准，将“派舰重办”，“另筹办法”。^[81]清朝政府在法国的恫吓下，只会在背地指斥施阿兰“横极矣”，在复照里仍然确认了让予法国建筑这一条日后称为滇越铁路的权益。

法国除了想在英国在云南的势力未及巩固之前扩张自己的势力，加紧策划建筑滇越铁路外，还想从华南伸向长江流域。这样，它在取得修建滇越铁路特权后只半个月，又借口教案，由新任驻华公使毕盛于1898年5 月25日照会清朝政府，提出下述要求：

“由北海至西江让给法国公司修造铁路一条，如同登至龙州合同根本一律办理。”

“另，本国国家请中国国家在北海为首别路，并不让给非法国或非法华公司。”^[82]

经过几次照会往返，不过半个月工夫，清朝政府又完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并且在毕盛的摆布下，同意了所谓西江暂定为南宁。法国内阁会议为此发表公报说，法国取得了“该项运输权，完成了从东京及其邻区渗入中国南部的商务路线网”。无须加以解释，从这个公报中可以看到，此路在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活动中的重要性。

1899年11月，法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中国国家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中国政府代购“所用地段”。^[83]法国的意图在于以这条短短的铁路作起点，西北向广西延展。

从1895年6月起至1899年11月这一期间，法国以海军力量作后盾，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压力，攫取了上述一系列的铁路权益（龙州铁路，由龙州接造至南宁、百色的铁路，滇越铁路，由北海至南宁及以北海为起点的其他铁路和赤安铁路）。这标志着法国在云南、广西和广东已享有某种程度的特殊利益，法国把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局面，基本上也形成了。

三、德国攫夺山东全省筑路特权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国陷入中日战争失败的危机之中，德国政府首脑毕鲁公然宣布：“为着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即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德国要“做好准备”。^[84]

1897年山东发生教案，德国派出军舰登陆胶州，向清朝政府提出定罪、缉凶、租借胶澳、修建铁路等六项要求作为结案条件。清朝政府要求先退兵，再谈判。德国不单横蛮拒绝，而且更以战争相恫吓。清朝政府虽然意识到德国要求修建山东铁路，是为了企图控制山东全省，“深入豫省中原”，但在德国重兵压境下，马上屈服。对德国提出的“嗣后山东如开办铁路及铁路附近矿务，先令德国人估办”的要求，噤不敢言。^[85]在1898 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清朝政府允许“嗣后在山东兴造铁路”，“均先与德国商办”。除此，又作出如下规定：德国有权建筑从胶澳经潍县往济南迄于山东界和从胶澳经沂州（今临沂）、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86]德国凭借炮舰威力，一举便把山东路权囊括尽净，并为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铺设了道路。

四、英国攫取承办津镇等五路权益和企图修建滇缅铁路的活动

英国把比法俄集团取得芦汉借款利益看作是对它在中国霸权的挑战，特别是对它在长江流域利益的“侵犯”。^[87]英国舆论要求政府“鼓起勇气，把长江流域这块保护地拿到手中”。^[88]

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在制止清朝政府批准芦汉借款合同未遂后，在英国远东舰队游弋中国海面配合下，亲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蛮横责问：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到合同，你们就把合同请旨批准了？清朝外交当局在英国的压力下，以“尽可从缓商量。未见得立时就绪，不必亟亟”相搪塞。窦讷乐傲然道：“我回去将英商愿办某处某处铁路开一清单送来，再订期晤谈。”并且威胁说：“［英国］政府的话，我今日并未全说。单内所开之路，贵署如能照允，是即两国真心和好之据。”^[89]

第二天，窦讷乐根据沙士伯里早已发给的指示精神，函致总理衙门，附下清单，要清朝政府“准英国公司承办”；尽管当时并无英国资本组织准备投资。

“一、由天津至镇江一条（此路如德美等公司愿行会办亦可）；

“二、由河南、山西两省至长江一条（此路乃使福公司矿产按照合同得一通河口捷径）；

“三、由九龙至广州府一条……

“四、由浦口至信阳一条（此路乃推广沪宁铁路）；

“五、由苏州至杭州或展至宁波一条……”^[90]

过了半个月，即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照声称：“中国向无轻视英国之意，近虽彼此微有误会，业经言归于好。”^[91]清朝政府越是委曲求全，英国越是霸道骄横；窦讷乐还准备“稍俟几天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92]当英国还没有采取这个“更进一步的措施”之前，清朝政府却已完全满足它的要求，全盘让予英国承修上列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权益。

英国迫取的五条铁路中，津镇线是和芦汉铁路互相竞争的线路。英国想利用这条线路确保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和影响。从山西、河南到长江一线，既能削弱比法俄集团当时势所必得，而且不久确为其所得的芦汉支线（正太、汴洛）等路的作用，又可以使河南、山西与长江流域连成一气。这样，英国通过这些线路不单可以进一步巩固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而且可以深入到山西、河南各地。至于沪杭甬、浦信和广九三线，显而易见，是以紧密控制长江中下游一带并加强英国在华南的地位为目标的。

英国虽然一举攫取了津镇等五路的权益，但它并不餍足，它想进一步实现它长期以来企图从缅甸修建一条铁路进入云南，然后与长江流域的铁路相连接的侵略计划。它看穿清朝政府的庸懦软弱，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很有把握。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当时说的，“当我们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毫不怀疑我们能够伸入中国的”。^[93]英国等待机会这样做。

1897年夏，法国迫使清朝政府让予龙州铁路承办权时，英国认为此举破坏了前一年于伦敦所达成的英、法两国共同开发中国云南、四川两省的协议，向清朝政府要求给予“补偿”，并最后得到了“补偿”。这个“补偿”的具体内容，就是1897年2月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所载，清朝政府承担了日后云南如果修建铁路，即与缅甸铁路相接的义务。

次年，窦讷乐乘清朝政府谋求英国贷款的机会，提出以缅甸铁路建筑到中国边界时，“中国同意由英国公司将该铁路延长至中国”作为借款的一个条件；从而把一年前清朝政府原则同意日后云南修建铁路愿与缅甸铁路相接，变成为中国须同意任一缅甸铁路得延长到中国。

清朝封建统治当局中虽然也有人意识到英国所提借款条件包藏极大祸心，如张之洞说：“若借英款而准其造路，由缅造入滇、川，达汉口，汉以上用铁路，汉以下用兵轮直贯长江，则江以南十二行省，全为英有矣”。^[94]但是，清朝政府在英国的挟持下，还是接受了它提出的条件，同意日后英国接修缅甸铁路，可经云南由金沙江到达汉口。

紧接着，英国资产阶级组织了一个名叫“云南公司”的殖民组织，并派出所谓“旅行队”，由殖民军官赖德、达威斯、白定若带队，假设了一条从缅甸的滚弄起延展到云南的下关、大理，直通到四川宜宾的线路，于1899年秋，从华东到了四川，企图擅入云南作实地测勘。

沿途人民自发展开斗争，才粉碎了赖德、白定若等的谋划，也粉碎了英国“建筑一条连接英属缅甸和扬子江上游的铁路”，^[95]想把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影响之下的企图。

五、美意日三国对中国路权的觊觎

美国资产阶级早在19世纪80年代已把中国当作经营美国企业和投资的最有出息的场所。甲午战争后，美国加紧争夺在中国投资建筑铁路的权益。日本自甲午战争后，从一个落后的半从属的国家一跃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以新并吞的台湾为据点，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一再谋求取得台湾对岸——福建的铁路建筑权益。意大利也在各国“瓜分中国”的浪潮中趁火打劫，企图攫取一些铁路建筑权益。

（一）美国谋求东北地区和整个中国铁路的权益

美国合兴公司派代表柏士于1896年3月到北京，它除了参加对芦汉、粤汉两路提供借款的竞争，并且垂涎于投资建筑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权益。它考虑到俄国在这里的势力和影响，企图同它缔结秘密协定。根据合兴公司交给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的投资计划，美国图谋先建如下二路：①以辽东半岛上某一海港为起点，经牛庄向北经沈阳、吉林、齐齐哈尔以与西伯利亚铁路某站相接。②从沈阳往南伸向朝鲜边境。此外，合兴公司还要求在30年期内在东北地区享有投资建筑任何铁路的特权。

为了取得俄国合作，柏士向喀西尼表示，美国人“在这种事业中是俄国最可靠的同盟者”。①他一再声明，美国对这个地区丝毫不掺杂有政治野心，“美国的资本和经验，将被用于扩大和平性质的经济部门”，“此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西伯利亚铁路，为了开发满洲富源……”^[97]柏士还暗示，在东北修建铁路与现有或将来的华北地区铁路连接，将使当时取道南方海路的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由北方陆路所取代。^[98]然而俄国当时正在谋求实现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占领”，因此反应冷淡，美国的打算落空。

为了争夺投资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合兴公司还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活动。它请托前任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写信给李鸿章私人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向李鸿章说项。同时，在中国人中间寻找人为其效劳。道员容闳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容闳与美国素有关系。1896年秋他向清朝政府呈上关于建筑铁路的条陈，公然提出“借力于美”的主张，而与不久前到北京活动的柏士相呼应。容闳在条陈里还说，如果同意他的主张，他可以“与美商纠集公司，订定章程，所有畿东、滇南、川广、芦汉、苏杭、淞沪等处，同时并筑”。他并要求：“如有华商愿出资本，并归公司合办。”“凡开筑以及路成行车，统归公司经理。”^[99]换句话说，他甘愿为美国资本效劳，一手包揽建筑所有中国的铁路的。

清朝政府未采纳容闳的条陈。一年后，容闳再行活动。他接受一年前企图全盘揽办铁路的失败教训，提出先承办津镇一路。他在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要求承办津镇铁路的条陈中，谎称“现经集股已有一千万两之谱”，同时表示，“经营伊始，情殷报效”，“拟请先提股银二百万两，以充朝廷要需”；嗣后每年从铁路净利拿出四分之一，“报效国家，解交户部”。他企图用贿赂手段来达到目的。他要求清朝政府“准自设公司，假以事权”，除了专享路权四十五年外，并把铁路沿线的电报和煤、铁各矿，一并交给这个津镇铁路公司经理。^[100]

容闳“暗纠洋股，承办中国铁路”的行为，早为当时人们所察觉。对于他所谓“现经集股已有一千万两”，就有人认为“款为洋股无疑”。^[101]张之洞、盛宣怀其时正在筹办芦汉铁路。他们生怕津镇与芦汉平行，妨碍芦汉铁路的兴建，坚决反对。他们劝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万不宜受饰词报效之愚”。^[102]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局奕劻和李鸿章等人则幻想美国也许不至于像英、法、德、俄等国那样强横，虽明知容闳为美国资本在进行活动，可是他们梦想实现所谓“以夷制夷”，借津镇的美国资本力量牵制在山东的德国势力；而于同年年底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原则同意容闳建筑津镇铁路的要求。

德国自于1898年年初与清朝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就把山东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很想抓个机会从事实上给以肯定。津镇铁路必须穿过山东，德国驻华公使海靖认为机会来了，立即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他企图以此表明，德国在山东享有特殊权益。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德国公使的抗议照会，生防容闳铁路案又惹起一次国际交涉，立即作出收回成命的决定。容闳为美国资本效劳的“努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归失败”。^[103]

清朝政府制定的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在这件事上的具体应用，不单没有收效，也不可能收效，反而为“夷”所用，转使德国肯定了它在山东确是享有特权的。

（二）日本企图包揽闽浙赣三省铁路的权益

日本借口“建立均势”，于1898年4月26日强迫清朝政府承诺不将福建割让或租给其他国家，5月5日其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一步要求“准别国成例”，“独准”日本或日本国人建筑福建省内铁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日本的压力下，作了“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之”的口头承诺。矢野把这个口头承诺作成书面记录，送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片面认为日本已经取得了专权办理福建铁路的特权。^[104]

第二年，日本不管中国是否要在闽、浙两省兴建铁路，悍然派遣小川资源为工程师，率领人员不但在福建踏勘线路，而且窜到江西踏勘。此外，日本又派人潜往浙江、广东、湖南等省活动。

1900年6月，日本外务大臣训令驻华公使西德二郎，^[105]照会清朝政府，具体要求如下三线，由中日两国商人创设所谓“合股公司”，“承揽开办”：

1.从厦门对岸内地起，经福州、邵武以及江西抚州（今临川）、南昌，至汉口止；

2.从福州起，经罗源，至三都澳止；

3.从江西南昌，经过浙江州　（今县），至杭州止。^[106]

清朝政府不敢严正拒绝，可是在国内正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下，更不敢答应。6月13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照西德，“现中国并无议建该处铁路之意”。^[107]日本根本无视清朝政府做了什么答复，就以曾经得到上述所谓“口头承诺”，视作在福建建筑铁路享有优先投资的权益。

（三）意大利索造三门湾至杭州铁路等权益

当帝国主义列强力图凭借自己的实力，在瓜分中国中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权益时，意大利也想为自己掠夺一份。它于1899年春向清朝政府索租浙江三门湾未逞，同年秋复向清朝政府索造主要是三门湾至杭州的铁路，以及其他一些起讫地点含糊不清的铁路作为罢议租借三门湾的条件。^[108]清朝政府认为对意大利这样的次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若给予应允，势必带来更为不利的政治影响，决定抵制。意大利政府其时正苦于国内骚扰不堪。它刚训令其驻华公使萨尔瓦葛提出要求，便自顾不暇，它的这一要求才不了了之。

第三节　帝国主义列强擅自划分路权范围和共同奴役中国的铁路国际政策的形成，1898～1900年

英国在鸦片战争后50多年间，一直在中国占有优势地位，尽管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俄、法两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同德国存在竞争，它的这种地位迄未动摇。甲午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英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地位，除了与其他国家一样，向中国迫取路权，并且与俄、德、法、美等国勾结，协议划分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和地区范围。俄、德、法、美各国尽管都想在中国占取尽可能多的路权，尽可能大的势力范围，但是在按资本、按实力分割世界的这一客观法则支配下，它们还是先后同英国妥协，并把一个一个的分赃协定强加给中国。当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划定了在中国建筑铁路的范围，美国为了突破已经划分的利益范围的限制，扯起“门户开放”的旗帜来参与帝国主义列强

按：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向总署面提要求中的原文是：“1.意国公司，开西山各县之矿，由矿地修盖铁路至京城；2.中国允准意国公署将指之公司，开办宁波府属奉化、宁海两县之矿，仍修铁路，以便运出矿产；3.中国允准本公署将指之公司，修盖铁路一段，由扬子江起行，至浙江省大船驶到海边之处”，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

一、英德两国擅自划分在华筑路的范围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长江流域迅速地集聚了自己的势力，俨然以这个地区的主人自居。德国根本否认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为了要“冷静地、坚决地、和平地”^[109]实现在华扩张势力的目标，同英国争夺沪宁铁路投资的权益失败后，对英国在1898年8月向中国迫取了津镇铁路的承办权，立即采取还击的行动。

德国此时在中国同英国的对立虽然已经相当尖锐，然而它在亚洲的势力，无论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究还不足与英国匹敌。英国虽然认为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与德国较量，但它为了避免两国关系过分紧张，影响到进一步的殖民掠夺，决定同德国谈判解决它们在中国的利害问题。在谈判期间，德国特意由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清朝政府，提出“德商请办津镇铁路”的要求，并威胁说，这是“出自国家之意”，“如果不允，中德交谊就此中止”。^[110]他公开声明，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不承认英国有权承办通过山东的津镇铁路。这个照会固然是交给清朝政府的，同时，更是说给英国听的。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英国表示不“强烈反对”德国在津镇铁路“通过山东省部分”的线路上投资建筑。^[111]

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取得如上协议后，便一致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而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这个合同确定该路由英、德两国银行投资合办。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从侵略实践中探索到了在争夺中相勾结以攫取中国路权的一种方式。如德国《科伦日报》专论此事的一篇文章中所写，这种方式，是一种“特别适当和有前途的”方式。^[112]

英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现实，为了争取德国的支持（就当时说，就是支持它租借威海卫），决定同德国作一笔范围更广泛的肮脏交易。两国分别以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为首的财政资本组织作工具，于1898年9月1～2日在伦敦商定在中国的各自的利益范围。

（一）英国的利益范围，包括：

长江流域，但得将山东各铁路接至镇江、长江以南各省、山西省，以及京汉线上正定以南某点，和跨过黄河通至长江流域的连接线。

（二）德国的利益范围，包括：

山东省和黄河流域并接至天津和正定，或京汉线上另一地点，南面通到镇江或南京，与长江相连接。黄河流域经谅解，只限于山西省内的连接线，以及通到长江流域的连接线；前者为英国利益范围的组成部分，后者也属于上述利益范围。^[113]

英、德两国出于加紧侵略中国的私利，如此互相勾结，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互相支持彼此的利益”，^[114]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这个勾结，其实只不过是在七八年后终于在湖广铁路借款问题暴露出来的更大更剧烈的争夺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英俄两国擅以长城为界划分路权范围和对山西路矿权益的分割

英国向以中国的保护者自居。俄国不断地向东北地区扩张势力，并且企图越过长城向华北以至华中扩张，使英国感到自己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想约束俄国的扩张行动。英国驻俄大使向掌握沙皇政府实权的财政大臣维特探询“英俄两国在华合作是否可能”。^[115]沙皇政府对此表面上“甚表欢迎”，事实上却与法国紧密勾结，支持比利时同清朝政府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一行动，在英国看来，是属于“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行动”。^[116]英俄之间的矛盾乃急剧激化。

英国不但把以俄、法外交支持为背景的中比芦汉借款合同的成立视若俄国对长江流域抱有“野心”的一种表现，和俄、法共同谋取英国在华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利益的一项活动，并且认为这是俄法两国互相勾结，谋图“迅速”“吞并”中国的先声。英国于是加紧采取抗衡行动。上面提到的要求“承办”津镇等五路，就是此项行动的一个具体方面。

“中国的首都将受俄国的控制。”这是英国对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让与权后所得出的结论。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和商业利益”，英国认为有必要向清朝政府兴建的关内外铁路中渗透自己的势力，以谋削弱沙俄对北京的可能增强的影响。

英、俄两国就所谓“金达事件”谈判陷于僵局时，英国于1898年8月间训令其驻俄公使司各脱向俄国政府表示，为“谋求避免彼此在中国的利益交错问题上可能引起冲突的一切原因，并考虑到中国某些地区在经济上、地理上的重要性”，提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包括建造铁路让与权的范围。俄国经过同英国的艰巨斗争，为了采取一致的侵略行动，也有暂时缓和同英国的尖锐斗争的意向。1899年4月28日，两国达成妥协，由司各脱与俄国外交大臣莫拉维夫在圣彼得堡互换照会，擅作如下的规定：

“（一）英国约定不在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要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二）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要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此外，附一但书：“英、俄两造并无侵犯中国主权或现存各种条约之意。”^[117](www.xing528.com)

英、俄两国分别照会通知清朝政府，把它们的分赃协议，强加给中国。

清朝政府在英、俄两国的压力下，不敢提出任何抗议，仅仅申明：“扬子江一带，长城以北，乃中国土地，权在自主；……将来中国设或欲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118]英、俄两国对清朝政府这个“申明”根本置之不理，擅自把它们划定的地区看做是自己在中国的筑路范围。

英、俄两国对自己的肮脏勾当都口是心非地喧嚷出于“真诚”，实际上却互怀鬼胎，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尔虞我诈。英国依据协议的“但书”，取得了不久前签订的中英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不受侵犯的保证，使它的势力仍能伸入被认为俄国利益范围的东北地区。反之，俄国尽管同英国互换了照会，不到半个月，又向清朝政府要求从俄界南下通到北京铁路的承办权。英、俄两国的协议，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

英、俄两国除由政府出面，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擅自划分投资筑路范围，又指使、支持国内私人资本组织在彼此利害冲突的省区划分各自的利益范围，并且把它们达成的分赃约定强加给中国。

俄国攫取中东铁路承办权后，处心积虑地谋求取得正太铁路的建筑权益，为向西展筑铁路直达兰州、伊犁，以与俄路相接作准备。英国垂涎山西矿藏，特别是煤、铁矿藏，早在设法攫取山西省内铁路。英、俄在山西发生了利害冲突。

俄国的俄华银行与山西当局草签了《柳太铁路合同》后，英国的福公司接着与山西商务局议定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柳太铁路合同》成立后10天成立），与河南豫丰公司议订了《河南矿务合同章程》（《柳太铁路合同》成立后30天成立，经河南巡抚批准）。英、俄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出现了对峙局面。

英、俄矛盾牵制了彼此的活动，使它们从中国取得的路、矿权益不得付诸实现。两国驻华公使为了突破这个局面，在北京进行接触，私下达成划分山西路、矿范围的协议。然后他们以及福公司和俄华道胜银行的经理人员，向李鸿章威胁利诱，迫使他同意这一协议。1898年4月26日，由俄华道胜银行和福公司出面，挟持李鸿章亲自参与下，在北洋大臣衙署签署了一个协议。

英、俄双方对在山西经营路矿的范围作了如下划分和规定：

（一）福公司不建筑从正定到太原的铁路，或在该路两边各百里内的任何路线。如俄华道胜银行在从正定到太原的干线上所筑支线不敷让与福公司的平定、盂县地区各矿用时，福公司有权建筑这些支线。自即日起，该银行如在两年内不着手建筑铁路，本约即行作废。

（二）俄华道胜银行同意，福公司建议修筑的平定、盂县地区以东铁路收取上述各矿产品的运费，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平定以西各站同类产品的运费。

（三）福公司放弃在太谷、太原、阳曲、平遥、灵石、孝义、祁县地区采掘各矿的所有利权。

（四）福公司在本约签字日起两年内设立公司开采其所获得的各个矿区前，俄华道胜银行不向中国政府要求山西境内任一采矿让与权。两年后，福公司将不反对俄华道胜银行对第三条所述各地关于采矿方面的任何要求。

最后，“福公司与俄华道胜银行彼此同意，在山西，各在其范围内融洽合作，并在可能时互相支援”。^[119]

图穷匕首见。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划分利权范围的唯一目的，是求能“融洽合作”，“互相支援”，以侵犯中国主权，加紧掠夺中国资源。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以谋导致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事实结局！

三、英国和美法两国在掠夺中国路权上的矛盾和妥协

英、法两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20余年间，分别以缅甸和越南作基地，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张竞争，一再压迫中国，一次比一次严重地损害中国的权益。

到了同世纪末，英国为了在中国集中力量对抗帝俄，竭力拉拢法国，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避免“与法国的不和”，并且谋图在法国压迫中国作出的让许中分沾利益。因此当法国向清朝政府要求修建广西境内的铁路（北海—西江铁路）时，英国虽然预计“会将华南的贸易从香港移开”，影响它的利益，可是它从设想开放广西的观点出发，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关键在于把铁路修建起来。它不单对法国的要求未予阻挠，反而支持法国向清朝政府提出“坚持开放南宁”的要求。

法国对英国取得承办广九铁路的特权深滋不满，认为这将给它所租借的广州湾以不利影响。但是，它避免与英国正面对抗，却警告清朝政府，“假如将该线建筑权允许给一家英国的辛迪加，法国在南中国的利益将遭受损害”而要求补偿。

总之，英、法两国之间的每一次争夺和勾结，都直接侵犯了中国的权益。它们都以牺牲中国作为缓和彼此矛盾的条件。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采取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例如，美国在与清朝政府订定《粤汉铁路借款合同》时，英国认为侵犯了它在华南的地位，威胁了九龙同广州的联系，向清朝政府提出异议，但又表示愿与美国自行协商解决。

又如，英国向清朝政府迫取了承办广九铁路的权益，美国公使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争辩说，粤汉合同有展达海口的规定，但也只是提出异议备案而已。

为了解决英美双方在中国铁路承办权益上不时出现的利害冲突，到了1899年2月1日，英国中英公司和美国合兴公司达成协议，确定了双方今后平等分享另一方获得的中国铁路投资利益的原则；同时，具体规定，合兴公司允许中英公司参与粤汉铁路的投资；在广九铁路上，后者也允许前者分享投资的利益。此外，英、美资本组织又达成一个谅解：尽管任何一方没有必须承担的义务，但是任何一方都有受邀平等参加的权利。

帝国主义强国在掠夺中国路权上，于是又结成一种新的形式：国际资本同盟共享中国铁路的投资利益。

四、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侵华原则及国际承认的取得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据有向远东——首先是中国的侵略基地之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纷纷划分势力范围，为了保证它的商品和资本不受势力范围的约束，能够无限制地渗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在承认各国在华有“势力范围”的前提下，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除在铁路建筑方面与英国结成国际资本同盟和待机攫取投资利益外，它把着重点放在铁路营运方面。1899年9月和11月，美国国务院分别递交英、法、俄、德、日、意六国照会，要求它们在“势力范围内所建筑、控制或经营的铁路上运输属于他国公民或臣民的货物”，“所收运费不得较高于本国国民运输同样货物所收之运费”，即不得施行差别的运率。^[120]

英国自恃在中国具有优越的经济力量，认为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垄断贸易，远不若在整个中国进行自由竞争贸易为有利。因此，它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侵略原则，首表赞同。日本虽由于在甲午战争中获胜而崛起，但它的政治、经济力量究竟还很薄弱，在中国大陆上也还没有取得任何据点。它认为中国无论门户关闭还是被瓜分，对它都属无利，也积极支持美国提出的原则。

美国的提议在英、日两国的支持下，终于为俄、法等其他国家共同接受。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不单擅自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各个势力范围受特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剥削，而且它们又可实行共同奴役、剥削整个中国的活动，进一步加深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笫四节　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疯狂掠夺路权的斗争，1898～1900年

19世纪最后几年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唯知签字画押、卖国投降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自发起来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掠夺中国路权的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打乱了它们的侵略计划，在粉碎它们瓜分中国的谋划中起了一定作用。

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攫取中国铁路权益，突出地表现在抵制它们建筑铁路的活动上。

俄国俄华道胜银行和英国福公司利用买办分子，勾结山西地方当局掠夺山西路、矿权益，山西各阶层爱国人士群情激愤。山西地方的一些上层人物，生怕因此发生骚动，一再警告山西地方当局和清廷中央，“外人……假铁路以侵地，假矿务以夺利”，为了制止外国势力侵入山西，宁可“停办山西路矿”。^[121]山西人民的坚决抵制，终于迫使合同推迟实行。

美国合兴公司夺取投资建筑粤汉铁路的权益，它挟清廷以压地方，可是沿路人民不断群起抵制。湖南巡抚俞廉三报告，尽管“事关奉旨”，可是“不敢坚持不办者，仅十之三”。^[122]美国工程师只是在清朝政府特派弁勇“竭力保护”下，才“免蹈险”。他们在粤北测量线路时，当地群众立即“聚众为难”。^[123]正是广大群众的抵制行动，或者像清朝政府文书所写的“民情浮动”，终于迫使合兴公司不敢贸然踏勘整条粤汉铁路的线路。

广大人民群众在抵制帝国主义企图筑路的侵略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到清朝封建政权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同时，也日益清晰地认识到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

俄国沙皇政府以殖民军哥萨克为先导，肆无忌惮地闯入东北地区进行勘路、占地的活动。铁路沿线居民不断掀起反对沙俄侵略者的斗争。1897年、1898年间，沙皇政府派出的筑路勘测队第五班在乌吉密站（在今黑龙江省尚志县）以东的蚂蜒河（今称蚂蚁河）谷一带勘测线路，强占土地，阿什河右旗屯一带居民将俄国侵略者所设的木桩界标全部拔除。乌吉密当地群众把俄国筑路队砍伐的木材，一把火烧光。他们“在黑龙江查勘地基”，“民人约齐抗阻”，“竭力抗拒”。^[124]1898年6月，帽儿山、一面坡等地的沙俄筑路队又遭到当地人民群众猛然伏击，不得不狼狈逃窜。辽宁省盖县南乡人民，也与沙俄政府的铁路公司进行坚决的斗争，抵抗它企图

东北人民破坏沙俄强行修建的铁路

“强占土地”。东北地区人民群众“以事关国土”，对俄国所谓“借地筑路”的侵略活动，一再采取了各种方式，展开反占地、反筑路的坚决斗争。

在南方，1899年广东雷州半岛的人民群众面对法国侵略军的屠刀，赤手空拳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在反对法国租借广州湾的斗争中拿起锄头、铁锹，制止法国在雷州半岛敷设赤安铁路的活动，并迫使法国帝国主义不得不最终放弃这项活动。

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潜入江西私测线路，也同样遭到当地人民群起的“殴击”。

1898年，英国侵略分子想从华东前往西南地区勘测滇缅铁路的线路，一到四川，就“遭到袭击”，工具被“损毁”，还“收到一些恫吓信”，不许他们继续行进。他们路过各个山头，经常出现“一群一群的手持武器的人”，拿着土枪、梭镖、刀剑、旗帜，严阵以待。他们闯到四川与贵州接界的赤水河地方，当地群众把渡船划走，“约有一千人列队站在岸边”，阻止他们的去路。^[125]英国侵略分子在中国人民群众的重重围击下，最后不得不放弃测勘这一线路的计划。

尽管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占有优势，中国人民群众广泛展开的斗争，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帝国主义分子侵犯中国路权的活动。

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封建统治集团让予筑路特权而又不敢付诸实现，如法国取得承办龙州铁路特权而迟迟不敢动工，英国取得承办津镇等五路权益也不敢即付诸实施，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即在于国内外反动派预感到他们的活动必然会遭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铁路沿线人民的抵抗。帝国主义国家把某一铁路的建筑权益攫取到手之后，在同中国反动当局签订有关文书如《广九借款草约》，不得不加上“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之类的限制。这种限制反映了它们对铁路沿线人民群众的抵制、反抗，深有畏忌。

帝国主义妄图攫取路权原为瓜分中国作张本。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人士曾大声疾呼：若事事屈从于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必使中国“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他们的呼声，是起了振醒人民觉悟的作用的。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在它们的势力范围里加紧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外，并且利用教会作为侵略工具，派遣大批传教士窜入中国城乡各地为非作歹，在各地强筑铁路，深深地激起当地人民群众的愤慨。例如在山东，德国动工修建胶济铁路时，山东人民即表示强烈反对。德国侵略军随着铁路工程队闯至潍县，即遭到当地人民的痛殴。1899年该路修到高密，为了筑路的方便，德国侵略者强占民田、滥拆房屋，不顾农田灌溉需要，竟将高密境内河道堵塞。高密农民要求保留河道遭到拒绝后，6月间展开暴力反击。德国侵略者悍然派兵进行血腥镇压。该县大吕村、姚哥庄、芝兰庄、张庄等地人民群众在孙文、李金榜等农民领袖“倡首”下，从1899年起一再“聚众阻工”予以反击。他们或前往筑路工地拆毁德国修建铁路所置的窝棚，或夜袭德国工地“公司”，放火焚毁德国殖民主义者的房屋，以示惩儆。在孙文等人发动、领导下，高密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农民）包括柳沟河西岸一带南至葛家集、北至车辋的一百多个村子，人数上万。他们遍贴帖子，揭发德国殖民主义者修造胶济铁路的祸害，对预定线路所经的昌乐、高密、潍县、平度、安丘等县沿路人民，号召他们起来抗争。他们面对清朝政府在德国帝国主义唆使下挥舞起的屠刀，以及德国殖民军的枪炮，在1900年年初终于发展成为武装的斗争。他们以土炮、土枪、大刀、长矛，在几次决战中既打得清兵一败涂地，也“跟踪追击”了德国侵略者。他们的行动使德国殖民主义者闻风丧胆，筑路工程一度无法进行。山东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建筑铁路的斗争，很快就汇集于声势浩大的爱国反帝的义和团运动的洪流之中。关内外铁路和京津之间的铁路虽属中国“官办”，但在当时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运输工具；因此，革命群众对这些铁路作了多次破坏；或烧车站，或拆路轨，或毁桥梁，或割电线，使北京—天津和天津—山海关间铁路屡次中断，不得使用。在义和团运动的激励下，其他地方也纷起反对帝国主义建筑铁路的侵略活动。近如河北保定及其往南一带修建芦汉铁路比、法人员，在当地人民的反击下，停止了筑路工程，仓皇逃到北京。远如西南的云南，“厂民［按指个旧锡矿矿工］聚众万余”，为反对法国在云南测勘、修建铁路，“烧抢”了“洋关领署”。^[126]至于在东北地方，早在1900年6月底，东北的筑路工人的斗争与义和团运动汇成一体，捣毁了在沈阳的俄国沙皇政府的筑路机构，紧接着“焚烧”了铁路车站，并“拆毁车道”。^[127]当铁路公司俄籍人员仓皇逃跑时，路经辽阳，义和团民复给予猛烈的袭击，毙俘沙俄殖民军——“护路军”多人。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辽宁省北起海原，南至海城，“五百里”间“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义民拆毁”。^[128]

在此同一期间，吉林、黑龙江两省境内的群众革命行动也迅猛展开。义民们在当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郊区设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棚”，张贴揭帖，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把俄国侵略者赶走。富拉尔基的筑路工人烧毁了路有的房屋、嫩江江桥，迫使俄籍监工仓皇“逃走回国”。^[129]在吉林省，“拳民遍地”，把铁路“一律毁坏”。广大筑路工人汇集在义和团运动的洪流中，数千名帝俄侵略军和中东铁路工程人员陷于革命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迫使中东铁路工程中止进行。

沙皇政府派遣侵略军占领东北领土，并且在侵略军保护下修筑铁路。正如列宁所谴责的，“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130]俄国侵略军到处横行，也到处遭到东北人民的抗击。俄国侵略军一度军事占领东北地区期间，分散了的义和团义民和广大农民群众、手工业工人、走散的铁路工人以及被解散的清军士兵，联合一起，依然坚持斗争。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毁铁路、攻奉天”的战斗口号，并以武装完备的骑兵姿态，“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131]“纷纷走避”、“乘夜潜逃”。^[132]

中国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权、建筑铁路的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所取得的业绩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上是不可泯灭的。总之，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反击，既打乱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在中国建筑铁路的日程，也粉碎了它们企图从铁路入手瓜分中国的迷梦。

【注释】

[1]纳罗茨尼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年》（俄文），第578页。原注：见《日本每日邮报》（英文），1890年10月19日。

[2]《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5～336页。

[3]赫德致金登幹电，1895年2月10日；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46页。

[4]赫德致金登幹电，1895年2月10日；同上书，第146～147页。

[5]金登幹致赫德电，1895年2月15日；同上书，第147页。

[6]美国华盛顿州州长玛克雷致总署荐柏士书，1895年2月1日；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

[7]铁路节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二日收；同上档案。

[8]金登致赫德函，1895年11月8日；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193～194页。总署收前德公使巴兰德函，附铁路节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收；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

[9]金登致赫德函，1895年12月6日；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196页。

[10]金登致赫德函，1895年10月11日；海关总署研究室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192页。

[11]总署收英署公使面递工人卫立孙节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收；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

[12]黄遵宪等致张之洞电；张之洞：《张文襄公电稿》，第26卷，第17页。按，黄遵宪等人时受委主持招股事宜。

[13]致翁斌孙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89卷，第11页。张之洞、王文韶会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44卷，第22～26页。

[14]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5卷，第26～28页；第26卷，第1页。

[15]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致美国国务卿奥尔奈函，1897年1月10日；1897年2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英文），1897年，第56～58、59页。

[16]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5卷，第30～31页。

[17]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6卷，第12页。

[18]致总署，王文韶电，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又，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6卷，第19～20页，第27卷，第3～4页。

[19]李鸿章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32卷，第10页。

[20]总署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日；同上书，第31卷，第32页。

[21]李鸿章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同上书，第32卷，第10页。

[22]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1898年6月26日；芦汉铁路行车合同，1898年6月26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773～782页。

[23]施阿兰：《驻使中国记，1893～1897》（法文），第189页。

[24]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353页。原注：歌兹编：《威廉二世致沙皇的函件，1894～1914年》，第311页。

[25]沙士伯里致窦讷乐，1898年6月9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117页。

[26]参看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的节略，1896年1月11日于圣彼得堡；《红档》（俄文），1932年，第52卷。

[27]怡和洋行致总署禀二件，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同年闰五月十六日收；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

[28]总署行顺天府尹胡燏棻文，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

[29]窦讷乐致沙士伯里函，1897年10月17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8年），第4～5页。

[30]窦讷乐致沙士伯里函，1898年3月18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2号（1899年），第1～2页。

[31]窦讷乐在总署晤谈纪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苏杭甬铁路档》，第1卷，第1页。

[32]沙士伯里致窦讷乐电，1898年8月8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2号（1899年），第5页。

[33]胡奏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5卷，第19页。

[34]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10月10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31页。

[35]张之洞奏折，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书》，第42卷，第23～27页。

[36]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又，同年四月十六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7卷，第4、5页。

[37]盛宣怀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同上书，第91卷，第26页。

[38]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六日；盛宣怀：同上书，第31卷，第30页。

[39]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致总署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愚斋存稿》，第32卷，第2页；第31卷，第27页。

[40]致总署、路矿总局电，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愚斋存稿》，第34卷，第19页。

[41]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1898年5月13日；王铁崖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59页。

[42]湘鄂粤三省绅商请开铁路禀，光绪二十三年；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第36卷，邮运2，第27～28页。

[43]致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54卷，第7～8页。

[44]致李鸿章电，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27卷，第9页。

[45]致伍廷芳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盛宣怀：《愚斋存稿》，第31卷，第1页。

[46]致王文韶、张之洞、陈宝箴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会衔致总署代奏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同上书，第31卷，第16、17页；第21卷，第11页。

[47]致王文韶、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同上书，第31卷，第20页。

[48]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898年4月14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46～749页。

[49]参看柏生士：《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国》（英文），第44～52页。

[50]粤汉铁路借款续约，1900年7月13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54～965页。

[51]上谕，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德宗实录》，第408卷，第10～11页。

[52]《中国时报》（英文），1902年11月10日。

[53]罗振玉：《刘铁云传》。

[54]胡聘之复奏晋省路矿现办情形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邮电路航类，第7册。

[55]柳太铁路合同，1898年5月21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61页。

[56]罗曼诺夫著，民耿译：《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1页。

[57]转引自菲利浦·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第70页。

[58]财政大臣维特的节略，1896年4月12日；《红档》（俄文），1932年，第52卷；又，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4～47页。

[59]乌赫托姆斯基：《皇太子殿下东游记，1890～1891年》（俄文），第225页。

[60]总署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18卷，第1页。

[61]俄驻华公使喀希［西］尼致总署照会，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同上书，第118卷，第3～4页。

[62]总署奏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18卷，第2～3页。

[63]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21～22页。

[64]致总理衙门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许景澄：《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第12卷，第9页。

[65]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日记；翁同：《翁文恭公日记》，第35册，第26～27页。

[66]《维特回忆录》英译本，第76～77页。参看李鸿章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0卷，第21～22页。

[67]这笔经费名为“李鸿章基金”。尼古拉二世批准此款分三次交付：（一）清廷批准将铁路租借权交由俄华道胜银行承办，李鸿章又以书面文件证明同意租借合同之主要条件时，拨付100万卢布；（二）租借合同签字后，铁路路线又经中国正式确定时，再拨付100万卢布；（三）铁路完成时，再拨付100万卢布。见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04页。

[68]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87页。又，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第213页。

[69]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28～29页。

[70]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3月27日；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5月7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42、755页。

[71]财政大臣维特节略，1896年3月31日（4月12日）；《红档》（俄文），1932年，第52卷。

[72]英驻俄大使欧格纳致英外交大臣沙士伯里，1898年1月30日；古奇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年》（英文），第1卷，第8页。

[73]艾伦赛致沙士伯里电，1899年6月8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900年），第132页。

[74]北京以北建造铁路来往照会（总理衙门致俄国公使照会），1899年6月1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08页。

[75]参看吉乐尔：《远东问题》（英文），第66～67页。

[76]续议商务专条附章，1895年6月20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3页。

[77]总署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王彦威辑：《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2 0卷，第1 2页。

[78]总署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王彦威辑：《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20卷，第12页。

[79]总署致法公使照会，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6卷，第9页。

[80]云贵总督崧蕃奏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同上书，第135卷，第6页。

[81]转引自总署奏折，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朱批；同上书，第131卷，第4～7页。

[82]法国驻华公使毕盛致总署照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政艺通报》，光绪丁未年，《皇朝外交政史》，第2卷，第1～2页。

[83]广州湾租界条约，1899年11月16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30页。

[84]转引自肯德著，李抱宏等译：《中国铁路发展史》，第138页。

[85]总署议结曹州教案奏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朱批；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8卷，第14页。

[86]总署奏与德使议定专条三端遵旨画押摺，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朱批；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3页。又，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3月6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9页。

[87]［英国］“中国协会”致沙士伯里文，1898年7月8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142页。

[88]《北华捷报》（英文），1899年5月22日，第909页。

[89]总署与窦讷乐谈话记录，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苏杭甬铁路档》，第1卷，第3页。

[90]窦讷乐致总署函，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苏杭甬铁路档》，第1卷，第4页。

[91]总署致窦讷乐照会，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苏杭甬铁路档》，第1卷，第7页。

[92]窦讷乐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电，1898年8月21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193页。

[93]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49页。原注：《伦敦中国电讯报》，1896年6月15日。

[94]张之洞致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2页。

[95]［英国］商会联合会，第39年度年报，1899年，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899年3月14日；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外交部》，第286页。

[97]毕德格致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函，1896年4月16日；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第180～181页。

[98]毕德格致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函，1896年4月16日；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0》，第180～181页。

[99]容闳：铁路条陈，光绪二十二年；宜今室主人（储桂山）辑：《皇朝经济文新编》，铁路，第1卷，第8～9页。

[100]容闳：津镇铁路条陈，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第36卷，第13～14页。

[101]两江总督刘坤一致总署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9页。

[102]湖广总督张之洞致总署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79卷，第31～32页。

[103]容闳：《自传》（英文），第238页；又，他的自传中文本：《西学东渐记》，第141～142页。

[104]矢野文雄致总署照会，1898年5月5日；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电，1898年5月9日（日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105]西德二郎在卸任日本外务大臣后不久，于1899年11月起短时期内任驻华公使。

[106]西德二郎致总署照会，1900年6月5日，并附件（原件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107]总署致西德二郎照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108]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盛宣怀撰：《愚斋存稿》，第34卷，第17页；又，许景澄致吕海寰信，光绪二十五年；许景澄撰：《许文肃公书札》，第1卷，第17页。

[109]德国首相毕鲁对德国政策的说明；肯德著：《中国铁路发展史》，第138页。

[110]总署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盛宣怀撰：《愚斋存稿》，第33卷，第16页。

[111]巴尔福致窦讷乐电，1898年8月30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210页。

[112]《科伦日报》，1899年5月10日，转引自拉塞尔致沙士伯里电，1899年5月12日于柏林；［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900年），第116页。

[113]英德两国金融资本代表伦敦会议记录；［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214～215页。

[114]英德两国金融资本代表伦敦会议记录；［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214～215页。

[115]蒂莱：《关于1892～1904年间英俄关系的备忘录》（节本）；古奇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外交文件，1898～1914》（英文），第1卷，第1页。

[116]沙士伯里致窦讷乐电，1898年6月9日；［英国］《蓝皮书·中国》（英文），第1号（1899年），第97页。

[117]英国驻俄大使司各脱致俄外交部照会，1899年4月28日；马慕瑞编：《中外条约与协定汇编，1894～1912》（英文），第1卷，第204页。

[118]总署致英俄两使照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王彦威辑：《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38卷，第25页。

[119]俄华道胜银行与福公司关于山西路矿范围合同，1898年4月26日（原件英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档案。

[120]马慕瑞编：《中外条约与协定汇编》，第1卷，第221～222、229～230页。

[121]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树铭奏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山西举人张官等呈都察院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日；山西巡抚布政使何枢奏，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等。参看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第406～419页。

[122]转引自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57卷，第18页。

[123]《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124]《国闻报》，1898年7月，译字林西报，《中外大事汇记》，矿务汇，第9、28页。

[125]《北华捷报》（英文），1899年1月11日，第1125页。

[126]云南巡抚丁振铎片，1900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625～626页。

[127]同上书，第295、307、411页。

[128]云南巡抚丁振铎片，1 9 0 0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2 9 5、307、441页。

[129]云南巡抚丁振铎片，1900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第295、307、441页。

[130]《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4卷，第338页。

[131]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第140页。

[132]程德全：《庚子交涉偶录》，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