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体系建构中扮演的角色

三、体系建构中的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又称为精英文化，它是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的。所谓精英文化，是指知识阶层所创造，在知识阶层中流行的文化。在当代中国，由于建国数十年来对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不断改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干部队伍“知识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行政工作的管理，从而使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并不仅仅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而是包括行政管理系统的人员在内。

精英文化主要表现为观念的形态。社会精英们阐发代表时代方向的理想、信念，铸造新型文化大厦的价值构件，并通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种种制度的实施，以及传播媒介的功能，使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成为指导人们精神方向的武器，转化为共同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更多的是与物质生活相联系，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而精英文化则往往表现为“思想”的形式，具有显著的前瞻性和超越性，与物质生活的距离较大，与实用生活和功利目的有着十分明显的心理距离，“思想创造”成为它的主要任务和显著特征；大众文化较多地表现为娱乐和消费的形式，精英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积累的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作用；大众文化一般表现为非规范性的、自发的形式，其价值追求往往蕴涵于日常生活之中，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精英文化则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有自觉的价值追求，具有重要的价值范导功能；大众文化由于其通俗化、世俗化的特点，往往带有低品位的情调，精英文化则由于其显著的高品位格调，而责无旁贷地负有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并由此而促进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任务。

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丰富的精英文化传统。儒、道、墨、法、佛诸种思想流派，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有着特定的文化传承的传统。儒家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推己及人之道；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宗法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忧患意识；万物并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兼容意识；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宁可杀身成仁，决不降志辱身的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等等，都是精英意识的具体表现。道家崇尚自然，淡泊名利，反抗人类精神的异化，抨击纲常名教的虚伪，要求返朴归真，挣脱“帝力”的束缚，与统治者保持政治距离，对现实政治持不合作态度，以坚守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纯洁，等等，也是精英意识的具体表现。此外，法家、墨家、佛家等都有独具特色的精英意识及其行为。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精英意识，经过历史的选择，逐渐融合、渗透，从而形成了具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精英文化。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人们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封建社会的精英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整合而不易改变的民族文化的大传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的精英文化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和震荡。传统文化的大传统被打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重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文化在客观上取代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和文化建构功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文化建设方面主观指导思想的偏差，精英文化的建设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建设中的种种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特别是旧有价值的失落，传统行为的失范，社会秩序由过去的僵化的有序转变为活泼而富有生机的无序状态，万象更新但情形芜杂，千帆竞发却各有所向，终于使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文化建设逐渐被提到应有的地位和日程上来。然而，如果抱着不溢美、不掩过的实事求是态度评说文化建设的成绩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容易看到并且应当勇于承认：在客观事实上，精英文化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大众文化的建设；在主观指导思想上，有关方面对精英文化的地位，对建设精英文化的重大现实作用和长远历史价值，缺少足够的认识，当代社会精英们对如何建设适应时代潮流的严整的精英文化体系，既缺乏宏观方面的战略构想，又没有微观方面的切实努力；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可以说还处于襁褓之中。

造成精英文化不如大众文化发达，甚至精英文化的建设根本提不上日程的原因，除了有关方面在主观指导上的认识偏差以外，还与建国以后用政治建设等同文化建设，把一切工作意识形态化，唯政治化思维泛滥的情况有关。本来，较之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二者之间有一种互为助补的功能。尽管精英文化的建设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它同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前导。但是，由于建国以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恐惧，心有余悸，心有“预悸”，唯恐动辄得咎，只好跟着政治口号跑，社会科学往往成为政策的注脚，经学思维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精英文化的建设无从谈起！而且，应当看到，唯政治化思维的形成和泛滥，与精英们（知识阶层和管理阶层）对“政治第一”的片面理解、极端性的宣传和实践密不可分。换言之，唯政治化思维的出现，特别是它的泛滥成灾，与精英们自发甚至是自觉的宣传和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政治化思维泛滥成灾的结果，是极为严重地妨碍甚至扼杀了精英文化的产生和成长——这大概也算是“劳动的异化”吧！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精英文化已经处于明生暗长之中。对改革开放进程的自觉而强烈的参与意识，成为社会精英们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担当感的显著标志，“重在参与”已经成为人心所向的实践口号。为国家管理和社会稳定出谋献策，积极发挥智囊作用，已经成为知识阶层的思维热点，并且还将进一步强化，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决策部门的失误，不再是盲从、唱和，而是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如果不被接受，也不再采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式的愚忠态度，而是极力苦谏，当“诤友”如果还不被接受，甚至受到误解，遭到不公正对待，也不再是盲目地进行自我批判，“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是保持距离，保持沉默，努力减少错误决策所造成的损失。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具体表现。

当然，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意识还十分薄弱，一个严谨的精英文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须决策当局和精英阶层的长期而艰苦的共同努力。(www.xing528.com)

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精英文化，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展而逐渐成熟，逐渐形成系统，并且与大众文化一道构成新型文化体系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成为知识阶层和管理阶层的行为价值导向，成为它们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中国的精英文化将更广泛地从大众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不断地把大众文化中的高层次因素转化、提升为新的精英文化，使容易变动、缺乏规范、属于文化小传统范畴的大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成分。但是，从社会需求和文化品位的层面看，中国的精英文化始终不可能也不必要取代大众文化的垄断性地位。未来的中国新型文化，仍然是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精英文化处于从属地位，为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所认同，尽管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起着引导作用！

【注释】

[1] 本文写于1992年3月。

[2] 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特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3] 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载《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9页。

[4] 赵军：《如何认识政治文化及其研究的社会意义》，北京：《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