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探索与文化重构

四、改革开放后的探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虽然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对民族文化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推动着人们自觉地去进行更高层次上的全新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推动着中国文化从本土走向世界，从封闭走向开放。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思路是从上层建筑入手，着眼于政治层面、依靠突出政治来建造新型文化大厦。与这种政治优先的思路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颠倒了过去的错误思路，从经济的层面入手，通过创造新的经济基础来更新中国文化的形态。在经济建设优先的正确思路指导下，国家首先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由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扩展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预期，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完结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以后，必然要逻辑地进展到思想文化的变革轨道上来。这样，新时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工作就在文化结构的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上顺序展开，由表层到中层，由中层到深层，逐步实现全方位的文化变革，从而铸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各行各业人们观念的变革。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方法更新，成为不同领域、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人们的共同呼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

在思维方式方面，传统的唯伦理性思维已经失去市场，建国以来一度泛滥成灾的唯政治化思维也已走入穷途末路。唯上、唯书的头脑，逐渐被唯实唯新的主体意识所取代。过去那种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的单线发展论，已经被清楚地列为片面认识之列。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西方式），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观念，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少人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可能建立起坚实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大厦的。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亦即全面地、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和思想文化素质，才能够最终建立起新型文化体系的价值系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过去那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式的封闭性思维，那种沉迷于维持既定秩序的保守性思维，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放眼全球、追赶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开放性思维正在逐渐形成；不满足于现状，不迷恋于往古的进取性思维，正在中国文化园地茁壮生长，并且开始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取世界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用中国文化之长，促世界文化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刺激和推动下，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亘古未有的裂变。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甚至以义代利的价值取向，数十年基本形成思维定势的轻视效益、不求实际的唯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义利并重，义即是利，反对脱离实际去空谈政治，反对不讲效益而追求“道义”，逐渐成为人们的基本的经济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过去人们闻之色变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并积极实践的经济行动纲领。追求虚名、拘泥形式的价值观念，也已经被重视实际效益的务实作风所取代。

在审美情趣方面，更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思维造成的以整齐划一、泯灭个性、呆板沉重、数十年一贯制为特征的衣着观，已经被追求个性、体现时代色彩、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型衣着观所取代。过去一度被外国人贬称为“蓝蚂蚁”、“灰蚂蚁”的只穿着单一的蓝、灰两色服装的中国人，现在热衷于色彩斑斓、线条明快、富有个性、不断更新换代的新潮服装。在为人处事的审美观念方面，过去老年人提倡、中年人欣赏、青年人追求的“少年老成”模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而代之以机敏健谈、潇洒大方、富于幽默、活泼开朗的新模式。在待人接物的审美观念方面，传统的说话不笑、走路不跳的“美学原理”，早已被活跃在公园里、家庭中甚至是电视荧屏上的“老年迪斯科”舞蹈击得粉碎！

这一切，极为有力地表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把人们的观念改变得多么深刻，多么迅速！在新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人们对现代精神文明的终极价值目标日益关注，并且不断用新的实践为这一目标的确定提供决策依据。

在当代中国，所谓现代精神文明，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最为根本的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四美集于一身的高素质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这个意义上讲，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它自身的终极价值追求。

但是，如果从当代中国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审视，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终极价值追求还有更为具体、更为细致、更为复杂的方面。这就是，要从中华民族整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人格、国民品性、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建设的层面入手，改造国民素质，促进中国文化更新，进而推动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并由此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实际上，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决定一个民族文化类型的，不是它的物质层面的因素，甚至也不单纯是它的制度层面的因素，而是它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因素。文化学家认为，以经过选择并相互起作用的诸种特征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结构，便是文化类型。按照我的理解，具体说来，所谓文化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社会群体（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等思想文化的最基本特征。而一种文化类型之所以区别于别的文化类型，关键在于该文化的价值系统的特质。尽管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社会制度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制度本身和文化整合过程并不等于文化类型。而考察一个文化是否成熟，主要有四项基本要求和标志：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14]。因此，要科学地完成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必须在创造具有崭新面貌和富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民族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价值观念、国民品性、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等深层文化方面下大功夫，花大力气。

今天，我们在展望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时候，应当充分看到这个铁的事实：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文化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本土走向世界。一个蕴涵内在生命活力的、多维文化视野的、具有基本价值导向功能的新型文化体系，正处于临产之前的阵痛之中。

由于种种原因，新型文化体系诞生之前的阵痛不时加剧。其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既往文化秩序和价值规范的欲弃还留。在新时期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进程中，由于传统势力的异常强大，由于因循守旧思维的惰性作用，由于思想文化的彻底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更由于新型文化体系尚未最终建立起来，因而往往在文化建设突飞猛进之际，或者步履艰难之时，强烈的文化价值失落感就会弥漫开来；对新型文化能否确立的怅惘、彷徨的心理，就会一度占据上风，怀旧情绪就会迅速蔓延。

前些年，当改革开放的飓风迅猛刮遍全国的时候，文学界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寻根”热潮。史学界则因为历史学丧失了在当代中国的显学地位并且终于回归到一门具体学科的地位而大叫“史学危机”，希望恢复“昔日的光荣”——毛泽东时代史学对现实政治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近年的文化讨论热潮中，回归原典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是与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价值失落感密切相关的。与这种情况互相映衬的，是1990年以来的“寻找毛泽东”热，以及继之而起的《红太阳》热。

这些现象的产生，当然有着十分复杂的根源。但是，如果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看，说到底，这是一种价值失落、心灵无所依归的怅惘之情。

这种价值失落心理，首先产生于对传统文化中那种中正平和、崇尚协调、长期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执著。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竞争形势和相应的社会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的逐渐拉大的距离，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都使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以后，强烈的地位失落感和耻辱感，驱使他们从精神领域寻找慰藉，从传统价值观中寻找精神寄托，以恢复往日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其次，改革开放后，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对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剧烈冲击，也是造成价值失落心理的重要原因。再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建构，还在摸索之中，还未真正得以确立，是固有文化失落感产生的极为现实、极为重要的原因。在旧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被动摇以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新旧交替，出现了部分价值领域的真空地带，因而出现失落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外，西方文化再度进入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变动着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等等，都是造成沉迷于过去的文化的情结、彷徨于当今的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上述情况表明，并不是改革开放就能自动地清除旧有文化的阵地，就能够打破传统文化的情结。有时恰恰相反，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归过去、沉湎传统的结果，从而造成新型文化建设中的心理障碍。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清醒认识。(www.xing528.com)

【注释】

[1] 本文写于1992年2月。

[2] 一体三元：一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三元，政治、经济、文化。

[3]《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页。

[4]《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月版，第14页。

[5]《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3—24页。

[6]《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页。

[7]《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7—8页。

[8]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光明日报》，1991年7月2日。

[9] 思想文化的建设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才真正从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并且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会议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并把它提到“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高度（参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2—30页）。

[10]《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版，第12页。

[11]《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版，第12—13页。

[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20—21页。

[13]《毛泽东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5月版，第179—181页。

[14] 详见李宗桂：《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上海：《学术月刊》， 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