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探讨：新历程中的磨难

二、新历程中的诸多磨难

本来，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价值目标，有了科学的建设新型文化的指导思想，只要人们坚定不移地去实践，去探索，去创造，就会在预定的轨道上将新时代的文化列车顺利推向前进。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主观指导思想的失误，我们背离了预定的正确的文化建设构想，加之林彪、江青之类的反革命集团的利用，致使我们的文化建设遭受了空前的磨难，中国文化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方面，由于着重强调的是经济方面的实现工业化，政治方面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化，而相对忽视了思想文化的建设^[9]，加之对思想文化领域现状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在总体上对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不少严重的失误和重大的挫折。

由于一度认为只要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就可以心安理得，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曾经长期坚持认为，思想文化建设主要是破除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后来是破除“修正主义”文化）。因此，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思路引导下，从50年代开始，思想文化领域已经有了错误的“批判思路”，即把学术问题衍化为政治问题，用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斗争（长官命令、绝对服从）的方式解决学术领域的争鸣问题。所谓“批判”，不是客观的评论，更不是自由的讨论，而是政治否定，是粗暴的政治干涉。往往一篇“批判”文章，一条首长指示，就是一份政治判决书，就可以终止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甚至影响到身家性命。这样，人们当然不敢大胆发表关于文化建设的意见。

以政治代学术、用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的错误路线的典型表现，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本来，这两个问题属于文学艺术界自身的问题，应当由文学艺术界展开自由的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相互辩论，澄清是非，明辨真理。但是，事实证明，在这两场学术讨论中，采用的是行政手段，是用压制的方式统一思想，达到“舆论一律”。

在这两场“讨论”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个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0]半年以后，1964年6月27日，他又在另一个批示中强调：“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1]。这样一个估计，把建国以来文学艺术界（广义的，当然也包括了思想文化界），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看成了异己的力量。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主要原因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62年前后，“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向，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2]。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决议》的这个分析是鞭辟入里的，是不争之论。(www.xing528.com)

上述严重错误的存在，致使知识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噤若寒蝉，心有“预”悸。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不少人是观望风向，以经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停留于为首长讲话和现实政策作政治图解，唯上、唯书，而不唯实，缺乏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正确看待民族文化传统，理性审视西方文化，批判吸收，创造转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就成为缺少实际行动的纸上文章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就在毛泽东同志错误估计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直接参与并正面干涉学术活动的同时，他仍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学术文化的思想方针。1957年，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明确指出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他还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下结论。”^[13]平心而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是精辟的，是符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他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些思想去行动。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打着破除旧思想旧文化、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旗号，“横扫一切”。而在“横扫一切”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两个决裂”的吼声充盈耳际。所谓“两个决裂”，本来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观点本来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有条件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狂热的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中，《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正确原理，却被野心家们断章取义，歪曲利用；被幼稚的青年人片面理解，盲目信奉。这样，“两个决裂”成为当时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尺度和理论依据。根据这种理论，凡是“传统”的，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而也是必须革除的。具体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成为这样一个公式：凡是传统的思想文化，都是阻挡中国前进的力量，因而必须革除；只有革除传统的思想文化，才能建立“革命”的思想文化。因此，必须“破字当头”，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样，西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也是必须全盘革除，彻底抛弃的。因为相对于社会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属于“传统”的范畴。而只要“破字当头”，则“立也在其中了”。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领域，只要将传统的思想文化彻底破除，新型文化形态自然也就建立起来了。

在上述错误思路的引导下，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大破特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对本土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排头砍去”的简单化做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既导致了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也造成了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传统的断层，更造成了铸造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工作的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