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探讨：人文精神的价值导向

二、人文精神的价值指向

人文精神是民族文化素质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素质。人文精神的高下，反映并制约着民族文化素质的优劣。

在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中间首先涉及到对人文主义一词的理解。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人文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指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思潮，具体说来，是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和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这种人文主义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在为英国史学家、牛津大学副校长阿伦·希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所写的“译序”中说：“如果人文主义可仿唯物论、唯心论、唯理论而译为‘唯人论’，那么它也可以仿科学、哲学、化学、文学而译为‘人学’”。只不过他为了避免与习用已久的“定译”相忤，而“仍旧从俗，一律译为‘人文主义’”^[1]。可见，人文主义的本质性内涵是“人学”，这和我们上文的认识是一致的。

诚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人文”而没有“人文主义”，而且此“人文”与彼“人文”在内涵上还大异其趣。但是，没有人文主义一词，并不等于没有人文主义精神，其道理不言而喻。如果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情况考察，根据近代以来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以后文化建设的实践，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传统，并正在形成新的人文主义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为了行文的便捷，姑省去“主义”二字而略称之）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www.xing528.com)

如同民族文化素质一样，人文精神也决不是一个内容单薄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厚实思想的观念集合体。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体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就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建国以后，通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孕育出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社会主义时代色彩的、充分显示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精神因素，不断增强，并成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以重人情为特征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逐渐转变为契约关系而又不乏人情；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作系统，正逐渐转变到权力受到应有制衡的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过去以他制他律为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个体自我，正在转变为以自制自律为特点，并与他制他律相结合的觉醒的主体意识；片面宣扬动机而忽视甚至蔑视效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在为动机与效果并重、不尚空谈、重视效益的新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取代……简言之，契约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主体意识、效益观念等，正在成为新型人文精神的内容之一。

要指出的是，现代新儒家对人文精神别有一番解说。牟宗三说，讲人文主义不外乎提高文化意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首先是“反物化”，其次是反僵化，再次是开发价值观念。而他所谓“反物化”，是反唯物论的“物化”；他所谓“反僵化”，是反“只承认‘经验事实’为学问的唯一对象”的“理智主义”；他所谓“开发价值观念”，是要树立“三统”，即道统、政统、学统。“三统”的树立，便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实现，是人文主义的完成。而“三统”之开辟，全赖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道德主体”的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有儒家文化的慧命支撑，所以始终充满人文主义精神；而西方文化，由于“顺基督教下来是神本，顺希腊传统下来，从客体方面说话，停于理智一层上，是物本。……在这两个本的夹逼下，把人本闷住了，所以人文主义在西方始终抬不起头来”^[2]。唐君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无论哪种派别，都是为了对治或反抗文化上的某种偏蔽而产生的。而中国的人文主义与此不同，它是中国人自觉反省自己之所以为人而产生的，因而特别重视人，重视人生修养，自觉祛除内心的渣滓，使人自立。一切学术文化工作，都是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使人与人互为存在的桥梁，因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可以称为伦理的人文主义^[3]。根据这种认识，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自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已经日见衰微、中断，需要重建。而重建的当务之急是摆脱五四以来的“战国时代”的纷扰，以传统儒家心性之学拒斥外来的意识形态一元论马列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拒斥“物化”主义。显然，现代新儒家关于中国文化人文精神重视道德主体的确立，高扬道德旗帜，强调发挥主体能力、不为物役的思想，有相当的积极成分。在提高民族文化素质、重建人文精神的今天，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批判扬弃。但是，现代新儒家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对治”内容，特别是由此反映出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我们是绝对不能苟同的，更不能用以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材料。而且，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所宣扬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缺乏而中国人文精神第一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以及为了“对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提出的“返本开新”论（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以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新局面），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