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重构：现代精神方向

三、价值重构的现代精神方向

世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它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历程。而所谓世界文化，是由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的。文化学家公认，价值观是文化问题的核心。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类型之所以互相区别，在于它们之间不同的价值系统。因此，所谓文化重构，说到底就是价值重构。价值重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由于各项改革尚在深化之中，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远未完成。传统的影响，现实的困惑，新旧的杂陈，加剧了新型中国文化诞生的阵痛，增加了价值重构的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满怀信心地投入价值重构的伟大工作中去。为此，我们应当注意到以下作为“深层”文化的方面：

第一，坚持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用理性的态度，分析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寻找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以彰显民族文化生命，提升精神境界。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本身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它是一种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具有不可逆转性，任何个人都不能阻挡它的一往无前，都不可能改变它的方向。

第二，批判继承并创造性地转化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爱国主义的赤诚情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人为善的宽厚态度，整体至上的思维准则，兼容天下的博大胸襟，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心理，反抗外来侵略的坚韧精神，等等，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只要我们用时代精神改变它、转化它，就可以成为新型价值观的内在构成要素，焕发出熠熠夺目的光彩。

第三，立足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善于吸收新经验，概括新理论，把实践中产生的种种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纳入现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之中，以丰富民族文化的意蕴，拓展文化发展道路，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凝聚力，增强其生命力。

最后，注意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方面，以为建构新型价值系统的思想要素和理论鉴戒。事实证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所谓“西方文化”，是人类理性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以《共产党宣言》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当代西方文化也不乏启迪人思维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不是要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应当承认，要建设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就必须吸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以增强自身文化的营养，取人之长，为我所用，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

以上所论，只是从辨名析理的角度，从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历史进程入手，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作依次“深层”的文化寻绎，目的只是在于给出一个宏观的思路，还不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具体回答。现在，我们可以对此作一个粗略的展望。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人们有过种种设想，提出过不少方案。近年的文化讨论中，又有新的构想出世。大致说来，有这些方案：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回归传统、复兴儒学、哲学启蒙、彻底重建、综合创新，等等。

这些方案，在理论构建和价值导向方面，有着不同的旨趣。其中中体西用、以夏变夷、回归传统（或曰回归原典）、复兴儒学诸论，尽管彼此之间也有着重大的思想差异，但如果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精神方向来看，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看，这些主张的共同立足点，是保持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而全盘西化、哲学启蒙、彻底重建等主张，尽管彼此之间也在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但其欣赏西方价值观，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走向“蔚蓝色”，则是大体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两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正是传统的非此即彼、非破即立的两极对立的二元思维的现代表现。如果用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狂”、“狷”概念来阐释，则前者属于“狷”，后者属于“狂”。在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革命性进程中，“狷”属于“不及”，即对中国文化在现当代的发展，对于应该用现代意识改造传统文化，超越传统，创造新的传统，认识不足；唯望稳定不变，以文化的继承性反对变革性，企图永葆牺牲社会进步的片面“协调”。“狂”属于“过”，即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对于文化继承的民族性认识不足；只图破得痛快，有时可以说是“抡起板斧排头砍去”，企图从激变中求得进步。前者是有见于古而无见于今，拘泥于中而忽视于西；后者是有见于今而无见于古，倾心于西而无视于中。因此，二者都是必须克服的思维偏向。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虽然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方面截然对立，但在客观上却具有始料不及的共同点：

第一，二者都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后痛定思痛的精神产物，都是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的近现（当）代表现。它们是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前途的“神圣”忧思，是中国文化承前有望、后继有人的曲折反映（有时可能还是“歪曲”的反映，但这正应了“假象也是本质的反映”的名言）。第二，二者都是正视中西古今冲突的文化反思的结果。平心而论，它们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正视西方文化的冲击，正视中国落后现实，度量中西古今关系，力图使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开出新局的结果。第三，二者都只是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道路选择，或者说是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方案，是对中国文化面临的古今矛盾中西冲突的挑战的正面回应，还不是关于现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明确构想。值得重视的是，在近年文化讨论中出现了“综合创新”说。综合创新说的倡导者认为，既要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又要反对全盘西化论，要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他们还把“综合创新”概括为十六字要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毫无疑问，较之上述两种思维路数和价值取向，综合创新派的理论思路和价值取向，要广阔得多，持平得多，因而可接受性也要强得多，对现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也有助益得多。但是，只要我们仔细斟酌，就不难发现，综合创新说与上述两种思维路数和价值取向一样，有着明显的思维缺陷，即把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者说是把怎样处理中国文化面临的古今中西冲撞的方法论问题，等同于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质言之，是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当然，使用正确的手段，选择正确的道路，本身是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有益探讨。但是，这种道路、手段的选择，虽然能够部分地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却不能全部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思维的高度看，道路、手段并不能等同于终极目标，不能取代价值系统的建设。(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应当另辟蹊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中国文化的当代出路，诚如前述，首先在于正确对待古今中西的矛盾冲突，作出理性的选择，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取舍后，还要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构成和模式特征，并尽力使这一体系的建设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停留于口头或者书面的蓝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只有这样，才是从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系统的建构）上，收到标本兼治的功效。

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科学地处理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要立足现实，以现实的文化发展状况为依据，进行新型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在此前提下，融贯古今，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的营养，古为今用，创造转化，走向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坚决反对割断历史，自我否定民族文化价值的历史继承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又要坚决破除不分是非地依恋往古，借歌颂古代文化之名而行否定现实文化之实的崇古怀旧情结。在中西关系问题上，既要坚决排拒“天朝上国”、唯我为大的自我封闭的夜郎心态，破除盲目排外、否定世界上别的民族优秀文化的简单化思维方式；更要坚决反对否定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简言之，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要立足现实，依托优秀传统，实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创造转化的方针，达到古今的有机融合；在中西关系问题上，要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民族特色，提倡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实行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方针，以收到中西互补的效应。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批判继承民族历史传统而又具有开放进取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

在坚持上述正确思想导向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努力探索并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价值系统。从文化结构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新型价值系统是一体三元的立体模式。所谓一体，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设为本体；所谓三元，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中，经济是最为基本的层面，它决定着政治、文化两个层面的性质和发展程度。而政治则是起基本价值导向的层面，它引导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起着促进或者延缓它们发展的作用。文化，则从理想人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国民品性、审美情趣、精神风貌等方面影响着人们，通过长期的积累，造成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类型，从而在深层影响着民族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个“一体”中，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起着思想统率的作用；经济属于基础，起着支撑上层建筑的作用；文化处于二者之间，具有双重性质和作用。相对于政治而言，它处于从属的地位，起着实现政治目标的作用，相对于经济而言，它处于引领精神方向的地位，起着凝聚民族力量，创造更新更大的生产力的作用。政治、经济、文化，“三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而就思想内涵和精神方向而言，这“三元”都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为归依，用充满活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不断充实自己，调整自己，达到整体和谐，共同发展。

从文化结构的三层次论来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三者相互区别，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一定的文化类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分别扮演着表层、中层、深层的结构角色。但它们又互相联接，互相影响，构成特定文化模式的整体。只有三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展现该文化类型的勃勃生机，促进该文化的迅速发展。

总之，无论从一体三元的文化结构论考察，还是从文化三层次说立论，我们都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这一层面始终处于“基础”的地位，它的性质和发展状况，决定着政治和文化的性质和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此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商品经济是封建专制制度和个人独裁政治的死对头，是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文化氛围的天然敌人。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迎对欧风美雨袭击，冲破旧传统的纠缠，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根本途径。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没有正确的思想导向，没有坚实的文化根基，商品经济也无从发展。即使一时发展起来，也缺乏扎实的后劲，不能持久。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坚持发展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在确定了以上思维路向和文化层次构架以后，我们还应当确立一些基本的思想原则，以为建设新型文化体系的规范。大致说来，我们要注意发展商品经济，更新文化传统；拓展价值领域，提高国民素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不可偏废；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在坚持一体三元的多维文化观的同时，要立足现代依托传统，达到古今融合；以我为主兼取众长，争取中西互补；创造转化，充满活力，高扬时代精神的风帆……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走出困境，找到一条坚实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完全实现文化成熟的四项指标（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形成，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使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得以确立。

【注释】

[1]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3—834页。

[2] 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