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历程

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近现代历程

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的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尖锐地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1]

回顾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史实，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这些论断是相当精当而深刻的。国内学者庞朴先生认为，梁氏的这段言论“有助于人们去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之史实”，他进而对梁氏的观点加以发挥，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文化上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2）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3）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最后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承受了外来文化（包括西洋文化侵入的冲击和日本文化变革的诱发）的压力，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化的乾旋坤转的伟大时期。^[2]

显而易见，梁启超和庞朴的论说，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史实描述，而是有着高度文化建设自觉性的理论提炼。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国文化近代历程的“批判”。这正是中国知识界在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推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庞朴都只是在文化结构的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在近代的逻辑展开作了史论兼备的清理而已。区别只是在于：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对文化结构理论的体认和把握，梁氏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自在的），庞氏是自觉的。在我们今天进行更高层次的新型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的时候，更加应该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的艰难历程和整体态势中，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特点，哪些是应当克服的具有倾向性的思维偏向。何以近代以来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总是有“文化断裂”、“价值失落”的悲怆之情？何以人们总是在安身立命之道的建构和寻绎中有着极为深沉的茫然之感？

众所周知，自明清之际以来，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天崩地解”和“狂飙突进”式的巨变。两千年封建专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欧风美雨的袭击，催发了现代新型文化诞生前的阵痛。鸦片战争的硝烟，给中国大地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罩上了阴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是对大清帝国闭关锁国政策的批判，同时更是对日益走向衰败之路的封建文化的武器批判！它导致了被动的对外开放，并开启了“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太平天国革命和洋务运动，既是对封建文化的武器批判，更是对其价值系统的思想批判。它们从不同的层面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进行了重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从更高的层次上，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清算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消极面，吸纳并实践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是在更高层次、更为自觉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和价值重构。(www.xing528.com)

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整个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态势，具有明显的整体特征：用激烈的方式（包括以“改良主义”著称的戊戌维新）达到渐进的改良。态度决绝，方式激烈，求变心切，这是要求冲决封建罗网的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情态。但由于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死的拖着活的，旧的阻碍新的，激烈的求变方式所换来的只能是渐进的改良。文化进步走的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还没有产生，由于没有严整科学的理论指导，致使这种激烈的文化批判并不彻底，迫切的价值重建软弱无力，侧重于破（政治否定），忽视于立（重构），结果导致的是价值失落感的油然而生，文化断层论的不断出现。

新中国的诞生，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在一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开始了全新的进程。但由于领导层主观指导的失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批判流于简单的政治否定，重构陷入种种思想误区。自五十年代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所谓“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相标榜，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团漆黑，将古代社会的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封建文化”，必欲剿尽杀绝。所谓的“批判”，成为政治上的脸谱式的“划线”，是一味的绝对的否定。事实证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贬得一钱不值的结果，是自我阻断民族文化的精神生命的长河，抛弃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源，从而导致精神无所依归，行为缺乏文化的灵气。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一概贬斥的幼稚态度和简单方式。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创造出的现代文明，都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变态心理拒之门外，被阶级斗争的大棒打得七零八落，说得一无是处。结果是自我封闭了异质文化交流的渠道，破坏了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截断了使民族文化精神生命鲜活的又一源头活水。这样，中国的本土文化是“封建阶级”的，西方的外来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抛弃“古”而谈今，否定“西”而谈中，当然是游谈无根，“今”无以立，“中”难以强，只好在自我制造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于是，精神生命不仅不能得到提升，得到安顿，反而不断遭到削弱，以致一度出现凋敝现象。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民族文化价值系统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行为缺少明确坚实的价值行为导向，只好盲从种种不合时宜的政治运动，并在这种盲从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贬抑，进而导致了独立人格的丧失，民族精神的萎缩。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新生。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的全方位改革，以高度的民族自信推展的对外开放，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烙印。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上下都已经形成一些共识：首先，中国应该走向世界，而且也必然要走向世界，同时，也要让世界走向中国，而且也必然要走向中国。其次，要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更新、改造中国文化。再次，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和法制的系统，争取逐渐走出人治的困境。最后，坚持辩证思维，反对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片面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而这正是我们在痛切地反思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历程之后，所得出的不争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