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揭示文化民族性的内涵与特点

一、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特点

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一种情况是，由于担心被人误解，戴上“保守”的帽子，所以尽量避而不谈；或者实行迂回战术，多谈事例，不下定义^[1]。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人们自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故略而不谈。因此，不少论者在谈到文化的民族性的时候，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从已经发表的论著来看，多数人是从经验和感觉出发，认为民族性就是民族的特性。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民族性的确切内涵。不过，也有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的最高层次的抽象”^[2]。应该说，这个定义是比较深刻比较简明的。

不过，如果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那么，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

文化的民族性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能够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基本特质，具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文化类型是特定民族文化特质的集中体现，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是民族文化的内在构成和外在表现。民族性既然是民族文化的特性，理所当然，它应该是民族文化类型的反映，是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的本质概括。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那么，文化的民族性便首先表现为道德修养的至高无上性和广泛性，以及政治追求的自觉性和普遍性。“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天下一统，中华一体，安分守己，忠君报国，是朝野上下自觉的政治意识。由此，贵和持中，重整体倡协同，经世致用，等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成为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标志。作为民族文化类型基本构成和外在表现的儒、道、墨、法诸家思想，它们所分别追求的仁义道德、自然超脱、兼爱尚同、绝对集权等旨趣，共同凝聚为与别的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精神价值，体现了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独特风貌。作为民族文化心理重要表现的重义轻利，重名轻实，求稳怕变，重守成轻进取，重协同轻竞争等，同样也体现了风格独异的伦理政治型文化的特质。(www.xing528.com)

第二，文化的民族性能够反映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的集中显现，是不同民族文化的风格、气质相互区别的重要依据。文化的民族性反映出特定民族的价值追求、理想情操，是该民族精神力量和国民品性的体现。因此，透过文化的民族性，我们可以审视并进而把握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反之，通过对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解析，我们可以理解并厘定该民族文化的民族性。

第三，文化的民族性具有超越性，即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的内容和精神，与民族存亡共始终。民族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精神力量的汇聚，必然包含着该民族积极向上的思想因素，因而有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特定民族精神文明的积累和演化，因而具有世代相继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的主体，都毫无例外地是人民群众；任何类型的文化发展的最深厚的根源，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因而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这种发展的连续性和创造的人民性，包蕴着特定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可以不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带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当然，我门说文化的民族性可以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不等于说文化的民族性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文化的民族性也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具有极为不同的内容。这种不同的内容，经过历史的选择，逐渐淡化或剔除了特殊性的东西，而保留并扩展了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而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因此，文化的民族性的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并不是对文化创新的妨碍，恰恰相反，它正是对文化的民族性的加强。

上述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时候，必须注意民族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批判继承，创造转化，推陈出新；同时，又要注意从辩证发展的观点考察问题，超越华夏中心主义的民族文化观，从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以增强民族文化的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