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革命揭开民主帷幕，共同展开宣传

美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提供了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榜样。在同宗主国的冲突中，起义者不仅以传统的免税权，而且以在清教徒中依然流行的自然权，同宗主国相对抗；他们在人权宣言中陈述了人和公民的天赋权利，并以主权属于人民的名义创建了共和国。

消息传来，欧洲大陆受到了猛烈的震动，起义胜利激起的浪漫主义热情动摇了人们对旧秩序的服从，并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在爱尔兰，当地居民利用英国政府对可能的外来入侵的担忧，组织了志愿军；为此，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同爱尔兰达成和解：向爱尔兰开放殖民地市场，允许它出口毛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缓和旨在限制天主教徒的非常措施。殖民帝国的首次分化瓦解鼓励着各殖民地的白人居民要求自主和独立。美国革命使英国的民主派更加斗志昂扬，托马斯·潘恩公然前往加入“起义者”的行列。因此，美国革命揭开了民主宣传的帷幕，法国革命不久则使这一宣传进一步展开。在大陆上，启蒙哲学的信仰者群情振奋，富兰克林的深得民心便是个证明。他出生在一个小杂货铺家庭，长期充当排字帮工，因经营书店和其他商业而逐渐富裕，进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他最初仅在报界和木器业有相当影响，最后在政治界和外交界发挥作用，成为新秩序的象征。法国人之所以愿意帮助起义者反抗英国，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七年战争仍耿耿于怀。但是，通过同起义者的并肩作战，许多出身贵族的法国军官，首先是拉法叶特侯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们在回国后，当革命危机迫近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自由派贵族的核心。孔多塞等人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创议正是从新共和国那里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大地主贵族阶级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制造商等大资产阶级实现了妥协；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于在殖民地从未有过贵族院，当王权不再存在时，美国不保留任何世袭的政治权；另方面，华盛顿等人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之成为贵族，仅仅因为祖上拥有大量地产而已。在这个社会里，财富等级比旧大陆更加明显，统治阶级所关心的事同英国的主子没有根本性差别，只是要防止共和国朝民主的方向发展。然而，战争的后果比对未来的担忧使统治者更加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的直接利益在战争中受到了损害。美国各州和联邦国会分别发行了纸币和公债；由于比价不断下跌，债权人在收回债款时，这些证券很可能一文不值。航运、贸易和工业在战争期间已濒于破产。在和平恢复后，英国又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平民阶级因参加了独立战争而表现很不安分，尤其是作为债务人在通货膨胀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庄园主。他们开始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相敌对，对那些用低价收买贬值票据或者买进大片土地然后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机商，则更加愤恨。同不久后的法国革命一样，美国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没收和出售。此外，随着“拓荒者”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国会于1787年制订了有关占有这些“西部土地”的法规；商人们甚至劝诱欧洲加入对西部土地的开发。最后，由于革命精神与奴隶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买卖的同时，准备根绝奴隶制。(www.xing528.com)

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州原则上都是独立的；至于合众国是否如欧洲的瑞士邦联那样仅限于共同防御，这在当时还不清楚。联邦当局由于没有权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货膨胀、清理货币、整顿债务、偿付利息、制订关税，以及维持一支对外保障独立、对内保护有产者的军队。1787年宪法的通过和合众国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创议者为此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他们的本意并非单纯为了建立民族国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们这样做。华盛顿本人就是共和国最富有的产业主之一；罗伯特·莫里斯是个大投机商；富兰克林对赚钱的机会从不放过。相比之下，因作出杰出贡献而遭到残酷打击、最后可怜地死去的汉密尔顿显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开推行了发展工商资本主义的政策。大产业主也赞成这个计划，其条件是奴隶问题由各州自行决定，以便通过有效的联邦执行机构防止可能发生的黑人起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州均附有财产条件。何况，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组织的条件下，群众不可能同有知识、有财产的少数统治者相对抗。城市无产阶级或者表现冷淡，或者追随雇主。反对情绪在乡村居民和退职军人中比较强烈，后者的薪饷是用贬值货币支付的。

主持费城会议的领导人在承认主权属于人民的同时，容许各州保留其独特的选举制，竭力分散联邦权力，以防止独占联邦权力的任何图谋。随后选出的众参两院只是费城会议的延续。当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总统时，半数以上的宪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出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终于开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两年内，国会稳定了公债的比价，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债；建立了国家银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资金来自联邦公债券；通过了关税税则；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债券偿付；批准了招募陆军和海军；通过对农民私人酿酒征收酒税，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在建立国家机器的过程中，统治阶级满足了自身的利益，并尽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如果完全按汉密尔顿的办法去做，人们或许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对英国宪法规定的爵位世袭颇为欣赏。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官吏终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把起义军军官集合在“辛辛纳图斯会”中已是把他们晋升为世袭贵族的一次尝试，虽然这是一次徒劳的尝试。

欧洲的民主派看来并非十分懂得这种政治生活的经济和社会实质。然而，他们觉得，同美国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则相比，革命事业尚有其不足之处。美国革命所说的信仰自由仅适用于基督徒；对黑人说来，奴隶制依旧存在。如同在英国一样，美国革命的领导人闭口不谈权利平等，这不仅因为，在一个不存在合法特权的国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因为，这个原则只能为平民阶级的权利要求提供借口。为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权利平等束之高阁，并且不给平民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