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和俄国开明君主的关键成就-法国革命史书摘要

按照君权神授的原则，大陆各国的君主在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事实却并非如此，贵族的种种特权以及省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某些自治权都是对王权的限制；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由于行政体制在陆续建立过程中缺乏通盘计划和迫于形势而造成的机构复杂和混乱，中央集权制极不完善。这种状况在西欧比在其他地区略为好些。到了十八世纪末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社会风气有所改变，专横暴戾在西欧日趋和缓。在西欧人看来，君主制不等于是专制制，因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订的法律。确实，除非君主认为自己的权威面临威胁，除非君主一时任性或听任官僚们滥用职权，一般说来，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

另方面，从十七世纪起，法国的奋发图强要求政府以都铎王朝为榜样，推行旨在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路易十四既然让柯尔培尔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制也就初具开明专制的轮廓；随着贵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权力在扩大，特别在路易十四统治末年，又强迫贵族缴纳人丁税和拾一税⁽¹⁾，开明专制的性质更加明显。在十八世纪，某些大臣和许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缓和，陈规旧例也开始松动。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弃了对殖民贸易的垄断。在多数情况下，已允许粮食在国内流通。撒丁国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实行了村社对领主权的集体赎买。最后，在天主教国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国的教会，并把教皇的权力限制在纯属教义的范围之内，从而使各国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耶稣会的被取缔和罗马影响的下降是个好征兆。然而，社会冲突仍悬而未决。人们盲目称颂普鲁士和俄国的开明君主，却没有看到，对这两个国家说来，关键不在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或改善国家体制，而在于创立新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芜，在这样落后的情况下，君主的发奋图强足以决定他们应推行怎样的政策。那里的王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了宗教宽容立场，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各国的宗教避难者。诚然，他们向荷兰、英国、法国，以及通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绍，向西班牙借鉴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员受到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俄国沙皇要求贵族们向老牌君主国学习。他们的开明专制表明，西欧的文明、经济和制度正向东方延伸。他们竭力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励精图治，推行重商主义，从而既取得哲学家的赞扬，又达到自己的目的：充实国库、扩大军队和征掠土地。人们没有想到，这些匆促完成和极不彻底的改革依旧是脆弱的，因为官吏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对改革采取冷淡的或敌对的态度，一旦创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勋去世，新制度就有搁浅的危险。普鲁士的情形不久就证明了这点，于1786年继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显地表现无能。总之，经济革新对国家以及对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虽然有利，但对其余的居民显然没有帮助，因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国内消费。此外，税收负担在日益加重；贫困、失业和乞丐问题在普鲁士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西欧。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启蒙思想家赞扬：安霍特的利奥波德支持巴泽多夫；卡尔–奥古斯特使知识分子云集魏玛；巴登总督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专横无道：黑森的选侯竟把他的士兵卖给英国，符腾堡的卡尔–欧仁由于同地方议会发生冲突，把麦捷尔和舒巴尔特投入狱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对手主要在奥地利。玛丽–泰莉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后，开始以普鲁士为榜样整顿国家，但在步骤上相当谨慎。相反，约瑟夫二世在其母亲于1780年去世后，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进程。他的整个事业设计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难单纯用励精图治和争强好胜之类的考虑来解释；应该承认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大臣们虽然衷心拥护开明政体，但也不能否认，约瑟夫二世对哲学家们，尤其对伏尔泰，怀有戒心。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变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许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担任公职。他改善了犹太人的命运；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创了公证婚约。如果一定要说约瑟夫二世未受当时思想的影响，那就应该承认，很少有这样的君主能把个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给自己的统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观条件对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图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不利，奥地利各地区之间在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别同比利时、伦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约瑟夫二世在各地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地方议会和传统体制的独立性，建立几乎划一的行政机构。在大多数省区，他要求官吏必须学会德语。同时，他彻底改组了教会组织，没收了教区的财产，把神甫改为领取薪俸的职员，并毫不考虑教皇的反对，取消了许多修道院，从而在政教合一的问题上远远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语区各省和在波希米亚，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在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而由姻亲关系同奥地利相结合的匈牙利王国，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仍停留在中世纪阶段，政权完全被贵族所控制，那里的反应十分强烈。约瑟夫二世终于向领主权发起攻击，迫使马扎尔贵族群起反抗。

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对旧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欧老牌君主国的道路，但同他们的样板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欧各国的国王在法律上仍规定资产阶级的地位低于贵族，但并不禁止资产者购买土地、采邑和领地，法国国王甚至高价出售贵族封号。西欧的国王容许贵族享有特权，但并不以放弃农民作代价去换取贵族的顺从；全体臣民，包括农民在内，都能恳求国王公正裁判的保护，而且这并非是一句空话。在不时发生宫廷政变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一方面惧怕贵族，另方面又认为不能失去贵族的帮助。为了不得罪资产阶级，君主让他们专门从事自由职业和商业，帮助他们开办手工工场。叶卡特琳娜二世允许资产者实行行会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让资产者在军队和行政机构中任职。但是，资产者未获批准不得拥有土地；晋升贵族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机会极少，因为官职不能用金钱买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数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85年颁发的宪章特许贵族在由他们推选的大臣的监督下组成特权阶级，且犯罪时由特殊的法庭审判。普鲁士贵族在各省可以为所欲为，并由他们指定行政长官；国王为贵族单独设置了抵押贷款。对农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现了王室同贵族的狼狈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赞同废除农奴制，主张限制农民的劳役和贡赋负担或用其他方式来代替，但他不敢贸然侵犯容克的产业，听任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断专行，并为国王征收土地税。叶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罗斯的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把从王家领地和教会产业上逐走的大批农民分配给她的心腹宠臣；贵族的横行无道比在普鲁士更甚，他们可以任意征派农奴去军队服役。(www.xing528.com)

丹麦、瑞典、波兰等邻国的情形只能使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君主对贵族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极权使施特伦泽丧命；在贵族同意下执政的伯恩斯托尔夫虽然取消了农奴制，但仅是为了按照英国的方式兼并土地。在瑞典，农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贵族的冲突表现在政治方面：国王在1772年发动了一场政变，终于执掌了政权，但他还准备发动新的政变。尤其，波兰向王公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他们对波兰农民所受的压迫并不关心，但他们注视着波兰封建主的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无政府状态才瓦解了共和国。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对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对德国教会，对资产者和贵族中传统观念的衰落感到惊慌。和由不伦瑞克的斐迪南所领导的共济会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进分子对它的软弱感到不满，特别在耶稣会仍有影响的巴伐利亚。威沙普特在因戈尔施塔特成立了光明异端会，并同汉诺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订了该会的等级和纪律。1782年，他们在哈瑙附近的威尔海姆斯巴得的共济会会员大会上试图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在德国南部和维也纳的自由职业者、官吏和绅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异端会分子尖锐批评已成立的政权和社会，但还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他们打算采取革命行动。如同哲学家们一样，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扩大信徒的办法来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亚，他们被敌人指控为奥地利的奸细，而奥地利当时正想吞并巴伐利亚选侯国。光明异端会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会掀起了一场反对自由思想的运动；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拥护者受到追捕，从1789年起更有问罪判刑的危险。

与此同时，玫瑰十字会在普鲁士挑动政府镇压启蒙运动。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后，玫瑰十字会更掌握了普鲁士王国，因为随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之一。沃尔纳和比硕夫斯威德借机飞黄腾达，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报部门的头目，后者任国王军事总监。被迫左右逢源的国王得不到信徒们的谅解；但是，他力图要新教牧师和教师皈依正统。在《宗教敕令》发布后，学生使用的课本受到严格的审查，牧师和教师必须精通教义，而且备受行政当局的种种限制和监督。反动势力在萨克森和汉诺威蔓延猖獗。

尽管强盛的邻国君主对贵族尚且曲意迁就，约瑟夫二世却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动势力。他的可悲下场使邻国君主更加谨慎小心。约瑟夫二世决心向领主制开刀，下令废除农奴制，接受农民向法院告状，限制劳役和贡赋，允许并规定将劳役和贡赋改作赎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税改革和建立土地册结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计算，其中农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归国家，领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这些措施激起了贵族的普遍反对；首先在匈牙利，他们利用1787年开始的艰难的和付出很大代价的奥土战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败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说明，东欧的开明君主只能在牺牲第三等级和同贵族妥协的条件下才能成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会等级制不受到严重威胁，早已顺从国王和力不从心的贵族表现尚称安分；但即使在那里，也谈不到取消特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