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攻击宗教迫害与封建残余

理性主义者在天主教国家里所冒的风险远比在新教国家中严重得多。比利牛斯半岛各王国对理性主义尤其敌视，奥拉维特被迫离国外逃。罗马天主教是反理性主义的灵魂。在意大利，知识界的活力正在苏醒，预告了复兴运动的兴起。贝卡里亚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在法国，哲学家们向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和思想控制大胆地发起了攻击。由于教会的权威全靠世俗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哲学家们用无情的冷嘲热讽攻击教会的特权、暴戾和教义。伏尔泰分子成倍地增加，对宗教的敬畏已烟消云散。冉森派和耶稣会的争吵，高卢派和教皇至上派的争吵，废除南特敕令的不幸后果，许多新教徒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对信仰的冷漠，这一切都为哲学家的攻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共济会也广泛发展起来，因为它的基本主张是宗教宽容和自然宗教。教皇对共济会的谴责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谕旨在法国必须根据国王的命令才能生效，而国王却拒不下令，相反对一些大贵族取得共济会分部的领导地位深感满意：许多在俗的和脱俗的神甫竟同时是共济会会员。在狄德罗的主持下，百科全书把理性主义哲学家集合在一个派别中，达朗贝尔撰写的《卷首语》就是这个派别的宣言。他们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状态，以致新教徒奈克尔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能够加入政府，以致宗教镇压机构逐渐走向衰落。世俗政权对望弥撒和参加复活节祭礼等活动不再关心；甚至宗教裁判所也很少追究违教行为。

大多数哲学家已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并不因此认为人的一切都由自然所决定。伏尔泰始终显得游移不定，狄德罗在其遗著中则鲜明地采取了赞同的立场。但是，对于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拉美特利所坚持的原子说（唯物主义的一种传统形式），哲学家们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他们从维护旧道德出发，竭力要保留自然宗教。伏尔泰写道：“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创造出一个上帝。”他们把天性同禁欲、把人性向善同原罪对立起来，把人的堕落归罪于社会的坏影响，并歌颂原始状态的人的善良。尽管如此，他们对人的德行并不真正抱有幻想，至少在有产阶级看来，他们自己可以不信上帝，但也要让他们所惧怕的平民“迷信”上帝，这是个稳妥的办法。伏尔泰还说：“必须为平民创立一个宗教。”

卢梭的感情抒发给泛神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涂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行善”这个新词使“有同情心的人”从内心感到满足。这个转变甚至帮助了天主教散布宗教感情。人们在不少革命家身上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宗教色彩，例如后来为夏多勃里昂的成名助了一臂之力的罗兰夫人就是如此。传统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这对许多教徒说来并非纯属形式。数量众多而质量低劣的正统出版物居然获得很大成功。宗教信仰在西部以及东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区，特别在山区，虽然仍十分活跃，但在巴黎四周、香槟、法国中部和马孔内地区的许多城市以及某些乡村正日趋淡薄，因为在大革命取消信仰强制以后，宗教势力便一落千丈。社会风尚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部分贵族和资产者的穷奢极欲在十八世纪并未带来新的恶果，因为他们在这以前早已如此了。此外，无论功利主义或感情至上都消灭不了法国道德中笛卡儿和高乃依的经验理性，相反，学校里教授的关于普卢塔克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更加强了理性的影响。

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也在法国受到最猛烈的攻击。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权。《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使认为气候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孟德斯鸠，也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有一种原始的理性存在着；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创制的法律……如果说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外就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那就等于说，人在画出圆形以前，所有的半径并不都是相等的。”(www.xing528.com)

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税收的不平等和领主权，哲学家们维护的是整个第三等级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认，他们更主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力。资产阶级一旦上升到国家的领导地位，就要把金融秩序引进到管理国家中去，并要政治服从生产的繁荣。资产阶级要让经济摆脱一切羁绊，例如：农奴制妨碍工业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教会财产的不可转让和贵族财产的继承妨碍财产的流动。为此，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加速财产的流动才能满足人对利益的贪欲，并为劳动和创业精神提供动力。负担的不平等减少了群众的购买力和积蓄；国内的税卡林立和度量衡的不统一延缓了民族市场的形成；宗教迫害妨碍了科学研究。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改革热情已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了首位，工商界人士因此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动力。追求法治和权利平等其实比这些改革要求更加强烈，也就是说，人们所渴望的既是权利，又是尊严。在这方面，真正左右舆论的力量是旧制度下的旧资产阶级，即那些相对独立的、有一定闲暇的，以及在职业、利益和文化这三方面都竭力坚持以法治代替暴力和专横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

资产阶级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他们的代言人——哲学家——多数也信任并赞扬大陆上的开明君主。卢梭诚然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旗手，但也应该看到，《社会契约论》的读者比《新爱洛漪丝》或《爱弥儿》的读者毕竟要少得多。此外，他所信任的“普遍意志”只是一种无私的意志，因而在他设想中的民主制只可能在“君子国”中实行。他所主张的共和制是要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人民的这种直接统治只适用于幅员较小的国家。至于马布利，他主要在1789年才开始出名，那些在卢梭的启示下抨击财产的私有制和遗传制的作家，那些恪守古代禁欲劝善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作家，他们对舆论的影响就更加小些。人们认为这些作家只是些乌托邦；人们满足于建立代议机构，以阻止王权蜕化成暴君统治。

对国王的攻击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贵族。贵族也受到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影响。一旦有了公民自由，贵族将不受君主专制的某些控制；一旦有了经济自由，贵族从大地产所取得的收益将会增加。政治自由对贵族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德斯鸠。为了确保公民自由，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这对贵族、法院、官吏、教士这些特权集团和中间集团十分有利。孟德斯鸠援引并不可靠的古代史为依据，说贵族的地位和领主权是日耳曼族入侵时用武力强加给高卢和罗马混血种的。法院以法兰克议会的继承者和被王权篡改的古宪法的保护人自居。在贵族的心目中，政治自由将使他们在政府中重获主导地位，并取得在外省的行政权。贵族和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团结一致，而在权利平等的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