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的传统使国王和教会互相依赖,国王强制他的臣民信奉宗教。正统的教会拥有举行宗教仪式和从事民事登记的特权,它主持教育和济贫事业,并控制人的精神活动。除了强制和信仰这两个因素外,教会的影响还在于它拥有土地和收取什一税。教士不仅是三个等级中的第一等级,而且是一个由其自身的等级制和纪律所牢固地统一起来的、并由其特殊的集会和法庭所严格地组织起来的“群体”。
然而,凡在胜利地进行了宗教改革的地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在各基督教国家,担任教会首领的国王把牧师当作自己的附庸;即使在主教出席议会的英国,国教也不再能任意“召集”教徒举行集会。教会的财产已部分地世俗化了,教士的苦修生活已经被取消。独立思考精神使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教会容许派别的存在,但还没有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非国教的新教徒受到种种限制,天主教徒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是勉强维持基督徒之间的社会联系;至于对犹太人和无神论者,当然是一概排斥的。最后,由大学培养的牧师浸透了理性主义思想。这个变化激起了神秘论者的反对,造成了宗教狂热的“复苏”和反扑。但这个变化并非毫无好处,教会在失去世界统一的宗教领袖以后,开始在各个国家里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教会为顺应思想的潮流,甚至把教义降低到象征的地位。从此,教会便很少同国家发生冲突,并在社会上保持着伦理的影响。在俄国,沙皇同时是东正教的教主,叶卡特琳娜二世强迫教会把大部分财产交给世俗当局。拥有大量异族居民的俄罗斯帝国听任各民族信仰自己特殊的宗教,仅仅禁止东正教徒改宗其他宗教或转向异端。
在依旧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教会保留着自己的财产、特权和独立的组织。法国教会只同意给国王无偿的赠与,赠款由教会自行征集。德国的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如同意大利的教皇一样,是世俗的君主。教义在原则上仍保持统一,诉诸教皇是教会对抗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情形在法国革命时将可以看到。
许多人怀有幻想,以为教会的衰落预示着灭亡。教皇的威信在下降。波旁王朝已强迫教皇取消了耶稣会的秘密组织。根据传统,英国国教不得觊觎世俗权力,它的权威仅限于教士的范围之内,国王不受它的约束。约瑟夫二世制订了详尽的规章限制天主教组织,庇护六世竟不敢与他决裂。事实上,信仰褊狭已有所缓和,宗教裁判所只在西班牙尚能猖獗。人们逐渐把神甫看作是从事伦理教育的公职人员,希望解除神甫对教育和济贫事业的领导,以便刷新教会的面貌。对修道士的敌视,首先对隐修士的敌视,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www.xing528.com)
此外,教会内部似乎也在解体。主教们程度不同地要维护对教廷的独立,英格兰国教的情形更加突出。德国的费布朗尼乌运动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前召开的艾姆斯主教会议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意大利,李奇主教领导下的皮斯托亚教区会议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李奇的主张在法国教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教皇至上主义者指责这些顽固分子怀有冉森主义的打算,这就意味着,统一教义并不比执行纪律容易。
教士在各国都只占居民的极少数。据一般估计,法国约有十三万名教士,其中担任世俗职务和教职的各占一半。从社会的角度看,财富使天主教会的影响和团结受到损害。教皇如果同国王发生冲突,就有丧失他在所在国的财产的危险。贵族们把他们的子弟安插在主教、副主教、本堂神甫的要职上;低级教士和教徒们纷纷抱怨教会的钱财被人挪用。教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等级,其中贵族和平民各占半数。真正的贵族是拥有封号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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