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明显地落后于英国经济,即使西欧各国也是如此。法国并不例外,虽然它在大陆占着首位;越往东去,停滞状态就越加严重。
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这些银行只是普通的储蓄所,付款凭证虽然允许转手,但毕竟起不了银行券的作用。没有一家银行做商业贴现。法国在1776年后才有了一家“贴现金库”,由国家批准发行纸币,支付存户向他们的客户开出的汇票。这种纸币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银行为数甚少,奥尔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没有。私人银行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敢贸然使用本票。法国只有巴黎一个城市由于税款集中而银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贷款很难得到,利息也很高。商业期票在意大利甚至不能贴现。一般说来,企业主拥有的资金完全是他个人以及亲友的投资,或者由企业主的地产作抵押。另方面,企业主不得不放宽买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极其富有的买主也往往采用“骑士式”的通融票据。法律只承认所谓“通用公司”,即合办的无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须取得国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转让。此外,经理和股东的责任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由于法国的习惯法很不明确,它只是把经理和股东的责任限制在股份范围之内。同英国相反,大陆各国的银行起不了集中游资并向企业投资这样的杠杆作用。
在英国人看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样如此,它在伦敦的汇兑市场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梅都恩协定以来,葡萄牙几乎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国内运输也显然落后。通航的运河有南方运河和佛兰德运河;在毕卡第和勃艮第开凿的另外三条运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船只分别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农民的劳役修筑王家道路网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桥梁局的工程师指导下继续进行,完工尚颇费时日,大道间的通路和乡村小路则毫无眉目。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的粮食交流还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输送不超过七万五千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按照传统,大宗买卖在法国占着首位,海上贸易在马赛尤其兴旺;到了十八世纪,南特的地位不断上升,接着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波尔多。许多工业,特别是炼糖业,保证了各海港的日益繁荣。为国王服务的金融业已积累了巨额资产。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着手工业。从十六世纪起,里昂的“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买进蚕丝和出口丝织品的批发商:他们把生丝分发给织工加工。乡村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1762年获得了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许多外省均从中受益,特别是佛兰德的棉麻毛织品,康布雷齐、埃诺和韦芒杜瓦的细麻布,上诺曼底的“鲁昂织品”和呢绒,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槟和奥尔良的针织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还有为国王生产奢侈品而开办的名符其实的手工工场,为海军制造船锚和大炮、为陆军制造枪支和刺刀的兵工厂。私人也创办了冶金等大企业,例如勒克勒佐工厂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约工厂。奥贝坎布在阿尔萨斯和茹依昂若沙开设了纺织厂和花布印染厂。化工业有沙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开设的工厂。政府当局倾向放宽工商行规,但仍在摸索中。杜尔哥取消了行会;后来,行会又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工商界人士在专营贸易权和关税保护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因为英国的现代化生产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1786年协定激起了无数人的抱怨。
法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精神:贝尔托莱于1785年改进了漂白工艺;在这以前,蒙戈费埃把气球送上了天。他们对新机器并非无动于衷,英国人向他们提供了棉纺机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国拥有的珍妮机估计仅九百台,而英国却有二万台。佩里埃兄弟工厂制造的蒸汽机还只用于昂赞和阿尼希的煤矿和克勒索工厂。冶金业变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据皮埃尔·莱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尤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是很不平衡的。传统的纺织业(即毛织和麻织业)发展缓慢:整个法国在一百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术进步和巨额投资刺激下的“新兴”工业,如煤矿、冶金和新型纺织业则发展甚快。煤炭产量的增长竟高达七至八倍。至于冶金业,直到大革命时还进展不大,后来才飞速前进。在棉布和印花布方面,鲁昂地区的棉布于1732至1786年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米卢兹的印花布交易额自1758至1786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百三十八。丝织业虽然属于旧工业,但在普遍繁荣的带动下,也以新兴工业相同的势头向前发展:里昂的织机数量自1720至1788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多菲内的风动丝织生产量(重量)自1730至176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www.xing528.com)
农业生产继续在缓慢地发展。玉米种植使西南部的农业有所改观;葡萄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马铃薯和牧草的种植则尚未出现。政府竭力改进畜牧业;农业团体为此提了许多好的建议。然而,传统基本上没有改变。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往往盲目开荒,对集约耕作注意不够。贵族很想听取重农学派的劝告,向英国学习。但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路易十五满足于在几个省准许圈地和瓜分公地,因而成效甚微。粮食贸易的问题也颇费踌躇:贝尔坦和杜尔哥先后废除了国内的运粮法规,但在二人去职后,旧法规经略加修改又重新恢复。
法国本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遇到巨大的阻力。这对大革命具有很大影响:第三等级内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发生分歧;救国委员会的经济统制政策遇到生产分散和运输不畅的障碍;对传统经济留恋不舍的法兰西民族并不认为建立在信贷和出口基础上的“现代伽太基”将能无往而不胜。
周围邻国的发展方向与法国相同,但发展速度却不尽一致。除荷兰外,其余各国从开发新大陆中得利较少。在卡洛斯三世批准了几个港口同殖民地直接贸易和加强了关税保护以后,西班牙似乎有了一点进步,特别是加塔洛尼亚地区。乡村工业,首先是棉布工业,唤醒了瑞士、黑森林、萨克森、意大利北部等地区,但机器生产还只是个别现象:瑞士采用了珍妮机,而在克姆尼茨,珍妮机到1788年才刚刚出现。鲁尔地区开始引进炼焦炉。
除波罗的海毗邻地区外,中欧和东欧还很少参与国际贸易,商业资本家仅在一些港口和少数内陆城市立足,主要从事原料出口。开明君主们效仿西欧推行柯尔培尔主义,但其效果比西欧要差得多。他们鼓励发展手工工场,或直接创办手工工场。西里西亚和乌拉尔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纷纷发展壮大起来。在有些地方,批发商控制了手工业者,例如西里西亚的织工。乡村工业在波希米亚开始发展;普鲁士政府禁止开办乡村工业,因为城市更便于征收消费税。农业的变化很小。曾有少数人,例如德国的塔埃和科尼斯堡的克劳兹,鼓吹采用英国的方法,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波罗的海贸易的发展鼓励了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人们用粗放的耕作法扩大粮食生产,贵族竭力排挤自耕农,以扩大他们使用劳役经营的领地。但政府并非始终放任不管;普鲁士国王对贵族圈地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是在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才允许乡绅进行圈地。
在英国经济革命的推动下,欧洲逐渐确立其优势地位,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能否取得这一优势似乎还值得怀疑。木材变得稀少了,工业生产在缓慢地发展着,农业有不能养活全部劳动力的危险。如果西欧在新大陆治理不善,殖民开发是否会把新大陆罗掘俱空呢?欧洲是否会像罗马帝国的命运一样,让纯商业和纯金融的资本主义最后以被征服国的破产而告终呢?这似乎不是没有可能的。暂且看来还有希望:煤和铁将取代木材,蒸汽和各种机器将使劳动效率成倍增长,而农业将能养活劳动力。不过,这还需要欧洲大陆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假如和平得以维持,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