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豪萨各国的兴盛与路易十六的征服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始终是不可分开的。双方都在宗教狂热的煽惑下进行圣战。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明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伊斯兰教曾经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酵母；地中海的贸易把两个大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时，伊斯兰教继续在苏丹和马来亚招收信徒；但是，它在欧洲方面被迫采取守势。随着亚欧两洲的贸易绕过了伊斯兰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便停滞不前，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也日渐衰弱。

当近代的晨曦来到时，奥斯曼苏丹似乎正实现伊斯兰的统一，但他没有成功。摩洛哥对他不予理睬；波斯的什叶派奋起抵抗；柏柏尔人也不再服从他。在阿拉伯中部，阿卜杜·瓦哈伯首先鼓吹伊斯兰教应恢复建教初期的苦修生活，萨乌德接着又准备进行圣战。由于幅员辽阔，奥斯曼帝国保持着强大的外表，但它的衰落却已经显而易见。土耳其武士已习惯在“封地”的定居生活，他们竭力为自己受过学校教育的子弟谋取官职；从此，他们为奥斯曼苏丹建立起来的很有特色的行政结构和军事结构开始摇摇欲坠。外省的帕夏逐渐趋向独立：阿里·泰布兰霸占了亚尼纳；在埃及，马穆鲁克骑兵更为所欲为。土耳其人并不要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也不设法去同化他们，却听任他们在自己的神甫和官吏的治理下生活。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港口经商和开设银行，他们同那些受“特惠条例”保护的欧洲商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此外，帝国仅有的商船——希腊船舶在地中海到处航行。最后，基督教国家为众人所注目：天主教徒受法国的保护，塞尔维亚投靠奥地利，门的内哥罗和希腊倒向俄国。奥地利首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征服了匈牙利。不久，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扩展到黑海和布格河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从而结束了鞑靼人的劫掠，并使俄国农民能够开垦“肥沃的黑土”。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把欧洲同穆斯林世界隔离开了。

在非洲，欧洲人仅来到沿海口岸，主要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海湾的口岸寻找奴隶。至于内地，除了好望角的荷兰殖民主外，只有苏丹和东部地区的少数阿拉伯商人才冒险深入。那里，一些王国正在形成中，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例如贝宁王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曾产生了光辉的青铜艺术，到十八世纪一度相当繁荣。豪萨各国十七世纪后在尼日尔东部兴盛了起来；索科托、博努和坎南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这些国家对整个历史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相反，亚洲神话般的财宝和伟大的文明远在欧洲以前就达到了顶点，它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波斯国王和蒙古可汗的金碧辉煌和奇珍异宝没有丧失其神话般的名声，但人们开始看到，由于几百年来不再前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正是一个供人掠夺的目标。印度正落到英国人的手里。缅甸和柬埔寨决不会进行任何反抗。比尼奥·德·贝海纳主教和本地治里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无政府状态，企图碰碰运气。叛乱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领了北越和顺化后，向交趾支那发动进攻，阮映于1787年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答应把岘港、昆仑岛和贸易垄断出让给法国。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其实，这是因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大，传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向中国和日本渗透，但从十七世纪起，他们便不再许可去那里了。

在中国，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这位崇尚武功、治国有方、才学高深的圣明君主成功地继承了康熙的事业，使满族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他征服了历来骚扰中国和欧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尔和越南成为藩属国。

另外，外出的侨民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唯有中国人才受到接待，他们在交趾支那定居，远航孟加拉和菲律宾，到处都通过经商和高利贷发财致富。乾隆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甚至严厉惩罚加入耶稣会和遣使会的中国臣民。对于那些给他带来钱财的“蛮夷”，天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同本朝臣民从事贸易，但只限广州一地。西方人钦佩中国的纯伦理哲学，钦佩它的开明君主，以及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因为中国的贵族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特权和官职，所有人都能通过考试而为国效力。确实，中国的官吏制度当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何况中国过去还出现了一些发明家和思想家。(www.xing528.com)

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处于墨守成规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官吏的学识往往流于形式。劳动力过剩使技术不能进步，至今只是使用畜力而已。皇帝的权威实际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在亚洲历来是这样，一切都有赖于他个人的才干。皇帝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却要受带兵理财的督抚们的牵制，而他们只向国库缴纳很少一部分税款。在北京和几个重要城市周围驻扎的军队只拥有陈旧的装备。最后，尽管满族人对汉族实行怀柔和合作政策，无数秘密会党正酝酿着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镇压了多次暴乱。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也不可能对欧洲人进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对欧洲更加敌视。它只向与长崎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的几个荷兰人出售少量的铜，但从不向他们购买任何物品。此外，德川家族虽然征服了各“藩”，恢复了秩序，并强迫各“藩”通过国家出售他们领地的多余农产品，但将军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来，幕府继续让他们垄断地权和统治农民，并禁止农民外流，以保证各藩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具有巧夺天工的艺术，为贵族服务的绘画和木刻在清长、歌麿和北斋时代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如同中国一样，日本在技术和实验科学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尤其，日本的武士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在十七世纪，这个国家似乎十分欣欣向荣，据说人口达二千三百万左右。但到了十八世纪，困居小岛弹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连年灾荒而成批死亡。随着国家和各藩收入的减少，税收、劳役和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货币不再稳定，币值不断下降。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禄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武士们开始不顾自己的门第而就业谋生，有些甚至沦落为社会上寻衅闹事的“浪人”。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后代德川家治掌权的时候，大将军和幕府官僚们对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关心，相反穷奢极侈，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京都的皇室为了换取大将军和幕府的顺从，也助了一臂之力。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齐出任大将军职，一切事务由他的哥哥一桥代拆代行，据说田沼老中曾提出过一些改革主张。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桥。新任摄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复旧制，他至少通过限制奢侈、缩减债务和巩固币值等法令，整顿了财政。但是，由于与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时，德川家齐恰好长大成人。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他们虽颇有影响，但不得出任官职和占有地产。他们是否受到华侨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据说这些华侨竟敢断言，人在天神面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竟敢怀疑天皇是太阳的化身。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资产阶级是否有联系，我们也并不了解，但他们同西方的开明君主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总之，一个神秘的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开始上升，这个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贺茂真渊的门生、宣扬神话历史的本居宣长的支持。贺茂真渊纯洁了日语，主张恢复“神道”，抵御中国的影响。本居宣长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应统治世界。这个主张取得了文人和武士们的纷纷支持。这种浪漫主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谴责大将军谋篡王权。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欧洲的干涉是迟迟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事。

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落后使两国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胁。诚然，在帆船时代，遥远的距离保护着远东：往返中国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个月时间，而去地中海的伊斯兰教地区，就不用考虑路程了；何况，俄国继奥地利之后，从陆上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进攻。但是，欧洲内部的敌对延缓了对外的侵略。当时欧洲约有二亿人口；美洲约有二亿五千万；一亿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亿的亚洲人还不在欧洲势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当法国爆发革命时，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在世界一角发生的这场革命竟会使他们的子孙受到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