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帝国危机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史》一书分析

各国政府把它们的统治方法——君主专制、官僚集中、军队和警察统治，以及宗教褊狭——搬到海外领地去。唯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颁布了宪章，给予在美国的英国国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旧大陆还把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移植到拉丁美洲：教士享有特权，贵族骄横无忌；法属加拿大甚至建立了领主制。然而，这些特征在新的国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例如，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直接税确实得到了实施，任何人不得减免；教会财产为数甚微；贵族和平民不分彼此地转变为近代的资产者，这些富裕产业主的地位高于“次等白人”。

在非洲和亚洲，仅有少数临时居住的白人不顾一切危险，但求尽快获得私利，他们不会想到向大公司的垄断进行挑战。虽然纠纷也不时出现，那只是个人间的对立和冲突，可是宗主国也一样受到影响。至于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白人后裔，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事关他们利害的重大问题竟由内阁各部的官僚们作出决定，这使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嫉妒王国政府的派出代表，渴望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专营贸易权”极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特别希望能同别国进行自由贸易。就安的列斯群岛来说，如果能用食糖和罗木酒换取新英格兰的定期食物供应，那对他们将是件有利可图的事。除了利害冲突以外，还有启蒙哲学传到美洲所引起的争执。白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学和大学；即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书籍也不顾宗教裁判所的禁令到处流传。玻里瓦尔的老师罗德里格斯是卢梭的门生。此外，也有一些白人后裔来到欧洲留学。美国革命终于瓜熟蒂落，促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思辨。

与拉丁美洲各色人种杂居的情形相反，在沿大西洋的北美边缘地区，居民是清一色的白人；其中，那些寻找土地或职业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需要黑奴或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居领导地位的白人是一些以商人为主的、一般尚属小康水平的资产阶级。这是欧洲扩张的第三种形式。成群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了新的西方世界的核心，这种“美国型”的新西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且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标榜，这种一扫因循守旧的个人主义同旧大陆上曾迫使清教徒离乡背井的教会、贵族和国王的专横统治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驱逐印第安人和不再同充当教皇走卒的法国人相毗邻。对法国人的痛恨，加上对宗主国的派出代表及其强制推行的重商主义的厌恶，促使当地白人同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殖民主、港口的批发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甚至同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接近起来。在南部各州，美国型的特征诚然是存在着的，但被大产业和奴隶制冲淡了。清教徒的独立精神包含着天赋人权的概念，向各殖民地颁发的宪章保留着英国“习惯法”的传统。殖民主们拒绝服从他们不派代表参加的伦敦议会，并进一步同宗主国断绝关系，由此诞生了合众共和国。美国独立的榜样在欧洲深得人心，并有力地推动了未来的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但可以预见，它也将动摇各殖民大国的权威。首先，美国的独立表明，假如英国今后要建立由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就必须设计一个崭新的帝国结构。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并不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法语区的加拿大或来自美国的移民，都毫不使人感到担心：前者信奉天主教，内部十分团结，对外则显得孤立；后者因忠于英国，定居在大湖区的北部。问题仅仅是要防止两部分人之间发生冲突；皮特于1791年通过建立两个独立的地区，终于做到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相反，对各拉丁大国说来，美国的解放使它们面临着像英国一样遭到肢解的威胁。群情激愤的白人后裔本能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从十六世纪以来与天主教国家在利益上和信仰上始终对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对开放西属美洲的广阔市场怀有野心，对产糖诸岛也馋涎欲滴。毫无疑问，美国不久也会高兴地看到把欧洲人赶出新大陆；在这以前，美国取得法国人的同意，于1784年进入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些港口。委内瑞拉人米兰达后来曾向华盛顿和皮特请求给予帮助，1787年，巴西人梅依阿在尼姆试图争取杰弗逊的支持。

其实，“起义者”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宗主国不由自主地要互挖墙脚。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一起支持起义的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白人因而可以指望同其他国家结盟，并从中渔利。欧洲在它所征服的海外领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人们可以看到，以欧洲为形象的人类正在全地球形成着。虽然有色人种觉醒的时代还远没有来到，但欧洲开始发现，它把自己的儿女送往海外，也就为海外脱离自己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间的纠纷也让世界的其他部分能够暂时保持平静。